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星海情报局 ,作者:星海老局


当一家公司失去了它的CEO,到底会失去什么?


2026年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职务,即刻生效。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CEO,董事会开始寻找正式继任者。


理论上,对于英伟达这样有数十年历史的、成熟的、超级大规模的公司来说,一个CEO的卸任,并不能算是什么生死存亡的事儿。CEO也不过就是一个岗位,是岗位就有一整套完备的职责说明。


前任走了,换个新的上去就是,战略、财务、人事和公共关系的权力交给他,日子照样能过下去——制度嘛,不就是干这个的么?现代工商管理学百年发展,不就是为了打造一套“即便换一只狗当CEO,企业照样能正常发展”的机制么。


但很遗憾,这种一劳永逸式的幻想,永远只能存在于教科书上。


在英伟达,黄仁勋并不是组织架构图最上面的那个方框,而是一切的交汇点——他不仅是技术路线的主要下注者,也是英伟达最好的销售,同时还是英伟达的供应链管理者和PR、GR的实际操盘人。


黄仁勋的离场当然不意味着英伟达会马上衰落,CUDA带来的护城河依旧宽阔,Vera Rubin的技术壁垒依旧高不可攀,英伟达依旧是全球算力领域里无法逾越的顶峰。


但是,随着黄仁勋的黯然离去,英伟达不得不提前仓促回答那个敏感的问题:英伟达之所以是英伟达,有多少是因为沉淀在这家企业里的组织能力,又有多少是因为老黄这个人?


在老局看来,事情目前还没有尘埃落定,英伟达依旧是一家伟大的企业——老黄仓促离场可能只是复杂博弈中的权宜之举,有消息表示,老黄正在积蓄力量准备重返,且成功的可能性并不低。


但如果,我说如果,如果老黄最终不得不离开英伟达,那么,他的离开将成为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伟达公司如何走向堕落的绝佳线索——一个伟大企业的堕落,从不在于产品有多失败或者遭遇了怎样激烈的竞争,而是在于他们背叛了当年的自己,他们抛弃了当年那些帮助他们走到今天这个地位上的枝枝蔓蔓,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成功。


今天,我们就借着黄仁勋和英伟达,顺便参考一下波音和苹果,看看一家伟大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英伟达不能失去老黄,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想知道失去老黄的英伟达会如何,咱们需要先知道有老黄的英伟达是怎么一回事。


英伟达之所以是英伟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坐在CEO位置上的那个人是黄仁勋。


这一点,可以从英伟达的管理模式上窥得一二。


一般而言,大型公司的管理架构都遵循着典型的“科层制”模式——CEO下面是几个分管不同业务的高级副总裁(SVP)或者执行副总裁(EVP);再往下则是各个大部门/事业部的副总裁(VP)和总监(Directors);总监之下,则是无数负责具体业务条线的经理和盯着基层员工干活儿的主管们。



但老黄治下的英伟达,走的并不是传统路子。


在英伟达的体系里,虽然有四个分管财务、法务、运营和全球业务的执行副总裁,但却没有单独设置COO(首席运营官)——这也就意味着,除了老黄,全公司没有第二个人有权限、有条件统合各个业务线。


而与此同时,分管芯片、网络、软件等等这些具体业务线的25个实际负责人,职级上虽然都是VP,但却不和那四位执行副总裁打交道,而是直接向黄仁勋汇报。


而在英伟达,像这样直接向老黄负责的高管,至少有60个。


换个更好理解的说法就是:如果当前拥有4万余员工的英伟达是一个集团军,那么在指挥部里,除了黄仁勋外,只有四个不亲自带兵打仗、负责后勤、纪律、参谋的副手——真正开打的时候,没有师长、团长的层层传令,作为集团军司令的老黄直接把电话打到前线,跟60个营长、连长们一对一交流。


“科层制”是靠着一层层指挥链把司令的意志往下传,


而黄仁勋则属于微操大师,自己一个人直面前线。


为了方便下面的人和他汇报,老黄采用了一种叫“T5T邮件”(Top-5 Things,最重要的五件事)的管理方法——每位员工定期向团队和管理层汇报“最重要的五件事”,用几条简短的要点,写自己正在做什么、观察到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通过这些简短的邮件,他能够直接掌握企业的“脉动”,获取来自一线的真实信息——多年之前,老黄就通过T5T发现了机器学习技术的潜力,并迅速加大了在GPU算力加速工具上的投入,最终奠定了其在算力领域的先发优势,使得英伟达成为了AI时代的基石。


而在传统的“科层制”模式下,往往没有人愿意把这些未经粉饰的真相直接告诉CEO。


与此同时,黄仁勋还不断在公司内部上压力。他频繁在公司里渲染“我们距离破产只有30天”的末日气氛,哪怕英伟达早已如日中天,但却依旧“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欧美老钱松弛感,只有东亚小孩特有的危机意识。


更重要的是,老黄并不是那种短视的管理者——他愿意放弃短期利润,只为追求更远大的理想——当年顶着无数压力强行要求把CUDA放进GeForce,虽然当时造成了短期成本暴涨,利润下滑严重,但现在回头看,这是让英伟达从游戏显卡公司变成算力平台公司最关键的一步。


老黄一直在做的,就是让早已家大业大、理论上早就应该患上大公司病的英伟达永葆青春,永远像一家随时可能完蛋的初创公司那样拼命研发下一代技术。



黄仁勋的影响力,远超英伟达本身


实际上,老黄的影响力其实早已超越了英伟达一家企业,早已蔓延到了整个芯片行业的上下游。


看一顿饭局就知道了。


2026年1月31日晚,位于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南路的砖窑古早味怀旧餐厅,举办了一场很特别的宴会:从当天傍晚5点开始,那些平时只存在于新闻中的科技圈大人物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这里,先是光宝科技的邱森彬,然后是鸿海精密的刘扬伟,再是和硕的童子贤、广达的林百里和联发科的蔡力行。当然,还有仁宝的陈瑞聪、胜宏的陈涛、纬颖的洪丽甯、台达电的郑平、宏碁的陈俊圣、纬创的林建勋、华硕的施崇棠.....


而在这顿饭局上坐在C位的,就是黄仁勋。


大家都是Chinese,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到底,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发展到今天,虽然看上去非常高级,非常International,但具体到人,其实就是一个以台湾老乡们为核心的小圈子。


换句话说就是:半导体根本不是一个“西装革履、坐在现代化会议室里用英文交谈的”生意,而是一个福建人、广东人、台湾人恨不得生下来就懂的生意——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大家都是朋友,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彼此之间讲的不是西方那套所谓的“契约精神”,而是“人情世故”。


千万不要被某些人忽悠瘸了,非要瞧不起“人情世故”——很多时候,之所以不讲“人情世故”,并非因为对方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因为你的层次还没到需要他讲“人情世故”的那个level。


举两个例子大家感受下:


1997年,英伟达创业第四年,当时黄仁勋已经站在了崩溃边缘,账上只剩一个月工资,而当时的拳头产品RIVA 128显卡却还压在产线上。黄仁勋想委托台积电来代工,但台积电在硅谷的销售办公室看他是个财务状况够呛的小公司,干脆理都不理他。


走投无路之下,黄仁勋只能亲自写信给台积电的张忠谋本人,他就直接写了封信寄到新竹找张忠谋本人。而张忠谋则出于“绝不能忽视任何潜在客户,哪怕再小”的信条给黄仁勋回了电话,亲自接过了生产任务,成功帮助当时快完蛋的英伟达度过难关。


很快,就在四年后,2001年张忠谋夫妇度蜜月,还专程绕道去英伟达总部见了黄仁勋一面;而2013年黄仁勋的50岁生日,则是在张忠谋家里过的。甚至,后面两家人还形成了"威士忌庆生"传统——黄仁勋每次回台湾老家见张忠谋,都会带一副全新的威士忌酒杯当礼物。


除此之外,黄仁勋与封测厂矽品(SPIL)之间也有深厚的感情——当年英伟达还是个小公司的时候,除了台积电,只有矽品愿意在封测领域大力相助。而当英伟达风生水起后,黄仁勋也投桃报李,把相当一部分先进封装的订单给了矽品,把它扶植成台积电之外的第二大先进封装供应商。


为什么黄仁勋能在一群科技圈子大佬里坐C位?不单纯是因为他家大业大,还因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协调者——老黄真的会一家一家跑,真的会去撮合每一个局内之人,也真有本事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甚至,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海淀外国语学校接收了101名地震灾区来的孩子,老黄当时还专门带着女儿跑到北京,给孩子们捐了一整个电脑教室。


而在2009年,为了推广CUDA,为了让GPU也能在科学计算的赛道上分一杯羹,老黄也是真的愿意出面跟每一个愿意试试用GPU来做科学计算的高等院校实验室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不要钱,不提任何附加条件,除了显卡之外还送你一堆培训和礼物。



人家老黄真的就是一个纯血的商业生物(非贬义),真就能把生意做得又赚钱又体面。


写到这里,我们才能看到黄仁勋的真实价值:


他不是一个CEO、一个创始人那么简单。在英伟达内部,他可以用创始人和CEO的权威来压缩决策链条,而对外,他则可以用自己几十年的人脉关系来刷脸疏通协作链条。


英伟达的CEO谁都能当,但能做到这一步的,唯有黄仁勋一人而已。


因此,当老黄离开,英伟达失去的不单纯是一个CEO。它可能同时失去了最强的项目经理、最强的销售、最强的供应链经理和最强的PR、GR一号位。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有人指望一个白人或者一个印度人CEO能操着一口闽南口音的汉语跟大家一起推杯换盏、一起在台北夜市吃小吃,还能整合上下游、理顺供应链甚至顺便跟大陆官方和民间都搞好关系,同时不忘取悦一下游戏玩家群体吧?不会吧?



优秀不等于伟大,正常不意味正确


因此,一个失去黄仁勋的英伟达,固然依旧是优秀的科技企业,依旧能有正常的商业表现。


但别忘了,优秀不等于伟大,正常也不意味着正确。


这种事儿,美国商业界已经干了不止一次了。


如果说英伟达面临的是“灵魂人物骤然离场后,看家本领能否沉淀”的困局,那么波音的故事则表明:哪怕人是正常离开的,哪怕一切本领也都能延续,但当一家公司的价值排序发生了变化,一切就都要变一变了。


波音的堕落,起源不在于设计和品控,而在于管理层的全面“金融化”——多几个懂金融的人不要紧,回购股票也无所谓,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一家航空工业龙头企业的管理层,开始主动抛弃掉让自己成功的工程师文化,转而开始学起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盘起了花花肠子——满脑子都是股价、利润率、ROI这些东西,甚至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指挥棒,乃至于把一切不能直接改善这些指标的东西都当成了需要下面人不断解释、最终难逃清除命运的成本项。


研发费/间接费用的比率,大于1说明钱都用在了研发上(空客常年如此),小于1说明钱都花在了杂七杂八的事儿上(波音常年如此)。


具体来说就是:自从波音的管理层开始“金融化”后,波音就再也不是那个死磕航空器制造技术的波音了,它把更多现金用于回购和分红,把零部件和工程环节更多外包,要求供应商不断降价,不断压缩培训、检查和工程师冗余,用交付进度考核产线,同时削弱工程和质量部门说“不”的能力。


没错,钱确实赚了很多,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但从此之后,波音每年的研发投入开始直线下降——2013-2018,波音花了407亿美元用于回购股票,161亿美元用于分红,而花在商用飞机研发上的费用则只有141亿美元,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波音只推出了787一款全新的型号。


同时,波音的品控开始崩盘。品质和安全开始为成本让路,牺牲安全成为了潜规则,2018年和2019年两次737MAX空难,不仅带来了300多人的遇难,也暴露出了波音的系统性问题。


最深层的毒害,则来自于内部能力的崩塌:过度依赖外包,导致波音自身技能开始流失,生产线的基层熟练技术工人出现了一整代人的断层。而在这种关头,波音管理层却也不忘记压榨供应商。


因此,“管理层金融化”改变的并不是波音的硬件,而是在扰乱波音的价值观,熟练技术工人不再被看作是资产,而是被当成了成本,培训不是巩固制造能力所必要的投资,而是成为了一种影响当期利润的费用。


老局的一位朋友曾经在波音干过很多年,一度当过波音在西雅图某条产线的主管。


据他所说,美国航空工业对一线技术工人的要求本来是很高的,一个新人要进入产线,通常得有社区大学相关专业背景,之后还要接受约一至两年的培训。但问题是,随着年轻人更多流向互联网和金融,老工人逐渐退休,公司就必须花更多钱重建人才梯队。


而当这种需求遇到了金融化的管理层,一切就都失控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人的培养从来都是缓慢却又难以量化的,而这恰恰又和那群“三观跟着K线走”的管理层八字相冲。


于是乎,外包开始盛行,良莠不齐的印度劳工开始被引入生产线——很多新人甚至不懂生产线上的基础术语,备件也经常被报告不足——并不是丢了或者被偷了,干脆就是工人素质不高来回乱放,需要时找不到罢了。甚至,在专门存放生产垃圾里,还会混入汉堡盒和饮料瓶,而本应专门额外包装的飞机线缆束,后来竟在其中发现了铁丝之类的异物......


没有人会在公司战略会或者股东闭门会上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大家只会觉得你没有格局,过于琐碎,但管理层却有一万种方法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补齐了人员缺口。”


2024年阿拉斯加航空1282号航班的门塞脱落事故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现:固定门塞所需的四枚螺栓在事故前就没有装上;相关工作没有按规定生成记录,关闭门塞后也没有进行质量保证检查。调查最终把问题指向波音未能提供充分的培训、指导和监督。


金融化之后的波音,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能制造747这种工业奇观的公司,反而开始变得“市侩”“小肚鸡肠”,变得越来越善于计算眼前省下了多少钱。


发展到今天,波音的市场份额和口碑都早已经被空客甩开。


回到英伟达这里,也是这个意思。


老黄治下的英伟达,其实并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企业。


正常的企业是不会把一切业务条线都收束在CEO头上,搞什么“一决于目前”的,这更像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举措,只是老黄把这种事儿当成了日常操作而已。


但还是那句话,正常不意味着正确,优秀不意味着伟大。


如果老黄最终不能回归,如果英伟达最后交给了一个熟悉各种财务技巧、脑子已经完全金融化的CEO,在短期内固然还是能管理好自己的市值、固然还是那个高不可攀的算力珠穆朗玛,但未来的它,可真就很难说了。


资本市场其实早就给出了评价:就在老黄辞职的当天,花旗把英伟达目标价从285美元下调至225美元,理由就是鉴于黄仁勋在战略制定、客户关系及投资者信心方面的核心作用,领导层变动可能拖累股价。其他投行也迅速跟进,纷纷调低了对于英伟达目标价——很多都下调了超过40%,部分甚至腰斩。


啧啧,只能说,你可以怀疑资本的操守,但却不能怀疑资本的能力。



结尾:伟大公司开始堕落,


是从它变得越来越“正常”开始的


最后,我想引用《礼记·大学》里的一段话: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拥有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


不应该去计较养鸡养猪的利润;


能凿冰操办祭祀的卿大夫,


不应该去计较饲养牛羊的利润;


拥有一百辆战车的诸侯王,


也不应该去豢养那种专门帮自己聚敛财富的家臣。


与其养这种家臣,


还不如养个喜欢偷盗主君财物的家臣。


这就是:国家不把私利当利益,而是把道义当利益。


企业文化,看上去好像虚无缥缈。但当我们开始讨论“堕落”的时候,它的意味反而开始清晰了起来——企业文化,有时候可以理解为一家公司在遭遇压力时的取舍排序。


乔布斯不仅在乎运营的效率,也会更在乎下一代产品的哲学。


黄仁勋不仅在乎AI热潮带来的利润,也会更在乎下一代计算的数理原理。


马斯克不仅在乎近地轨道,也会更在乎火星殖民的弘誓大愿。


......


等等等等吧


或者换个更简单直白的说法:假如某天早上醒来,马斯克不再满嘴跑火车,不再吹牛说要在火星建城市,不再穿着T恤在工厂里睡地板,而是换上笔挺的西装,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说着那些模棱两可、不痛不痒的专业术语.......


那么,你猜,SpaceX会如何。


一个儒雅随和的马斯克,当然是一个更稳妥的职业经理人,但却无法再代表SpaceX——虽然老局本人非常不喜欢那种噱头式的表达方式,但不得不说,那些疯狂的愿景,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动员工具——它在筛选那些愿意疯狂一把的人,它会自动压缩那些无休无止的怀疑,最终把公司内耗降到最低,一切都顺了。


我不是说创始人天然正确,也不是说职业经理人都是短视的蛀虫,须知,优秀的管理者可以把看家本领制度化,让公司不再依赖某一个天才,牛逼的职业经理人更是有着能够让一家公司起死回生的手段。


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管理者把创始人的偏执激进当成个人怪癖,把工程师的坚持当成效率障碍,把产业上下游的长期信任当成落后的人情社会,再用一套通用的“现代企业标准”把它们逐一清理掉。


或许清除之后的确会更安静、更规范、更稳定,


但很多时候,你也把自己的根基给整没了。


手术非常成功,只可惜病人没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