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ESG组

作者|陈玉立

头图|视觉中国

本文是#ESG进步观察#系列第178篇文章

本次观察关键词:车企账期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供应商货品送达甲方仓库,经必要检验后即可对账、开票、结算,开票后一个月内回款到账,且电汇是回款的唯一方式。”


2025年6月1日,新修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施行当天,空气悬架供应商龙头孔辉科技董事长郭川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写出了一家供应商内心最朴素的愿望。


6月10日起,一汽、东风、广汽等17家重点车企相继承诺对供应商"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


一年后,中汽协调研显示:对中小供应商的货款,绝大多数车企已压至60天内,平均约54天;今年9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又出台国家层面首个汽车行业账期管理文件。


但成绩单的覆盖面比看上去窄。202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骆驼股份董事长刘长来直言:政策红利主要落在17家车企的中小供应商头上,大量非重点车企及非中小企业供应商仍面临账期过长问题,部分企业实际回款周期仍达9个月左右,"缩短账期"甚至反成压价筹码。


他呼吁把硬约束扩围至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这位供应链龙头自己,恰恰不在现行条例的保护范围内。


就在11月16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通知称,协会将对17家重点汽车企业的供应商账款支付情况开展调研评估,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


显然,账期管理并非只是一场"约束车企"的改革。从ESG视角看,它同时修复两端:


对供应商,及时回款降低的是全链条融资成本和破产风险,让中小企业有余力投入研发、稳住就业——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供应链稳则就业稳;


对车企,健康的供应商体系意味着关键零部件不会因对方资金断裂而断供,供应商也才有利润投入质量与新技术,而非压低成本、以次充好。


与此同时,可核验的付款披露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一环,越来越多国际ESG评级和可持续采购准则已将付款实践纳入评估。例如Wind ESG 2026年已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与“现金转化周期”两项指标纳入ESG评价。


然而三方都支持的事,为何推不动?虎嗅ESG组以国内10家车企作为样本做了测算,10家车企总计约9364亿元应付类资金,其中9家现金转换周期为负。这里的“应付类资金”指资产负债表上的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取2025年四个季末余额的平均值,它衡量的是商业信用的整体量级,并不等于全部由零部件供应商无息垫付的货款。


一个结论是,长账期从来不是付款习惯,而是一种融资方式:它缓冲价格战的现金压力,为研发和扩产留下低成本资金,也把一部分资金压力转移到供应商的资产负债表上。


关键问题是,长账期在车企现金流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长账期对于中国汽车行业又有什么风险?


一、压的是一笔不要利息的贷款


判断一家车企是否依赖供应商的钱,只看账上趴着多少现金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过去一年中国车企大致分三种处境:有的仍在亏损边缘、经营现金流微薄,是真的"付不起";有的一边铺工厂、砸研发、建渠道,处处都要现金,属于"不敢付太快";还有的头部车企账上并不缺钱,只是没有理由主动放弃一笔几乎零成本的资金,是"不愿付太快"。


处境不同,账期的作用却一致:把采购款往后压一天,当期就少流出一天的现金。


会计专家刘磊(化名)对虎嗅ESG组表示:"整车厂的议价权,不只体现在把采购价格压下来,也体现在把付款时间往后延。价格和账期,都是供应链议价能力的表现。"


而与银行贷款相比,供应商这笔钱的好处是成体系的:不用逐笔申请,不用抵押担保,不增加有息负债,甚至不需要重新谈判——订单涨多少,它就自然跟着涨多少。这是车企唯一"自己会长大"的资金来源。


一个指标看懂谁在占用供应商的钱


虎嗅ESG组用现金转换周期(CCC)做了测算:它衡量企业从付出采购款到收回销售款平均要经过多少天,由应收、存货、应付三个周转天数构成。


可以这样理解:负数是车企靠供应商的钱,就能填上车和库存占用的资金,还能余下一笔无息钱,不用再找银行贷款;正数是供应商的钱不够填,缺口得车企向银行借,利息也得自己担。


结果是,10家车企9家为负——


10 家车企现金转换周期(CCC)对比,

统计口径为2025财年,虎嗅制图


但虎嗅ESG组想说的是,负数与负数之间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


比如赛力斯(负218天)、蔚来(负168天)、理想(负154天)、小鹏(负119天)构成一组,共同特征是"两头占便宜":


销售端是直营模式,用户下单、付款几乎与交车同步,理想的应收周转天数只有0.4天,赛力斯5.1天、蔚来6.4天;而采购端,赛力斯、蔚来的应付周转却长达231天和212天。


这意味着用户的钱先进了门,供应商的钱迟迟不出门,中间半年以上的时间差供车企免费使用。


值得留意的是赛力斯的存货周转只有7.8天——问界按订单排产、渠道里几乎没有滞销车,意味着这218天主要来自对供应商的应付类资金。


传统车企有着另一套活法。长安、长城的车先批发给经销商,应收周转天数分别高达95.9天和70.3天,说明车已离厂、钱还在渠道里,只能靠同样漫长的应付(长安201天、长城159天)对冲回来。


其中,比亚迪的“负29天”与垂直一体化有关:芯片、电池和大量零部件自产,外购盘子相对小,应付周期有125天,70天的存货周转是10家最高。


唯一为正的是北汽(+5.1天)——其利润主体北京奔驰按权益法核算、不并表营运资本,报表结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是负数,形成原因可能完全不同。有的企业是应收少、周转快,有的主要是应付周期长。不能看到负CCC,就简单说企业经营好或不好。”刘磊提醒。


行业层面也有第三方评级机构持类似视角:Wind ESG 四象限分析将汽车行业列入“供应链挤压区”,即应付周转偏长、CCC极低或为负的组合,提示其现金流优势可能伴随供应链 ESG 风险。


所以CCC是一张汽车产业两种资金模式的对照图:直营新势力应收极短,负CCC更直接地体现为采购端的长应付;部分传统车企则需要用同样漫长的应付,对冲经销渠道应收和库存形成的资金占用。


如果换成贷款,这笔钱价值多大?


可以再算一笔账,如果这笔钱换成银行贷款,按年化3%的保守利率静态测算,近9364亿元应付类资金对应的年化融资等价值约280.9亿元——上汽约72亿、比亚迪约69亿、吉利约31亿、长城约22亿,赛力斯、长安各约20亿。


这并非指的是车企账上真实省下的利息,因为供应商可能早把部分资金成本藏进了报价,年降谈判桌上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账期的影子。


但这个数字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把供应商的无息信用当作银行贷款来计价,这笔账一年的代价有多大。


另外,从绝对额去分析也是个视角,其中的确是大集团占大头,可与收入、利润一对照,感到肉疼的是另一批车企。据虎嗅ESG组测算,融资等价值相当于蔚来营收的1.36%、小鹏的1.27%、赛力斯的1.21%,理想、长安约1.20%,比亚迪只有0.86%。汽车业多数企业的净利率本就在个位数徘徊,一个百分点,足以决定一款车、一个季度的盈亏成色。


10 家车企占用供应商资金的节省利息相当于营收比重(一年期贷款利率按3%),

统计口径为2025财年,虎嗅制图


最典型的是理想。2025年其营收下滑22.3%、经营层面亏损5.2亿元,13.5亿元的应付融资等价值,与全年约13亿元的利润总额大致相当。这虽然不能解读为"理想依赖应付类资金形成利润",但它勾勒出一个现实:即使是现金储备最充裕的新势力,在下行年份里,这笔钱的分量也与全部利润等量齐观。


"汽车行业利润率已经很低,如果把供应商的钱全部换成贷款,增加的利息很可能吃掉相当一部分利润,"刘磊说。


账期还会直接写进现金流量表


这里有个会计处理要先说清:货已经收了、成本已经记上,但钱还没付,这笔没付出去的钱,在算经营现金流时会被加回来。车企把付款压得越久,加回的越多,账面现金流就越好看。


2025年,蔚来贸易应付及票据净增加约182.5亿元,而全年经营现金流净额只有约29.9亿元——前者是后者的6.1倍,静态剔除这笔增量,经营现金流将明显转负。换句话说,这表明其账面经营现金流对应付项目增量的依赖度较高。


上汽经营性应付增加约470亿元,同样高于其343亿元的经营现金流净额(该口径更宽,不能全部视作货款)。再看其余几家:小鹏的应付增量相当于经营现金流的170.5%,赛力斯55.9%;吉利、长城则低得多,只有约18.7%、15.2%。


比亚迪和长安正好相反,全年都在净偿还应付,比例分别为负62.9%、负70.8%。


比亚迪规模最大,应付余额逐季压缩,从一季度末2527亿元降到年末2092亿元,龙头有实力把账期管理做成行业标杆。长安则在年报里写明,经营现金流下降62%,原因之一就是“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缩短供应商支付账期影响”,改革要掏的真金白银,由此可见。


理想的151.2%需要单独分析:应付净减约130亿元、经营现金流为负86亿元,双负相除不代表应付类资金占用扩大,而是在净偿还供应商的同时经营现金流本身转了负——这是比账期更值得警惕的信号。


10家车企经营性应付项目变动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比重,

统计口径为2025财年,虎嗅制图


所以同一组指标,照出三类车企:有人依赖经营性应付增加支撑现金流,有人有实力边还钱边立规矩,也有人在还债与销量下滑之间被两头挤压。长账期对车企的价值从来不止于资产负债表上的那个余额,它会明显影响经营现金流的账面表现。而要理解车企为何如此离不开它,还要回到过去三年那场几乎没有停火的价格战。


二、价格战撑不住的部分,供应商垫上


过去三年,价格战几乎贯穿了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主线。


自2023年初特斯拉率先降价、湖北车企大规模促销引发行业震动后,汽车市场的价格竞争不断扩散。竞争形式也从直接下调官方指导价,逐渐演变为限时优惠、现金补贴、置换补贴、金融贴息、保险权益和“增配不加价”。


到了2025年,车企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只是一次性的价格调整,而是伴随新车上市、年度改款和季度销量冲刺反复出现。


这意味着财报上的平均售价和毛利压力,只反映了价格战的一部分。车企还需要承担终端返利、渠道补偿、营销获客,以及旧车型降价可能带来的库存减值。即使一辆车的官方指导价没有变化,只要配置增加、优惠扩大或者金融权益加码,单车的实际盈利空间仍可能被压缩。


价格战的结果也在分化。少数拥有规模效应、品牌溢价或垂直整合能力的车企,仍能靠销量增长摊薄成本;更多企业则面临增长瓶颈、研发投入扩大,而单车利润持续承压。车企争夺的也不再只是市场份额,而是谁能以更低的资金成本把竞争维持得更久。


账期和价格战,是一套互相强化的机制


长账期和价格战是互相加码的关系。价格战压低利润、回款变慢,车企就靠拉长账期延后掏钱;手里留住了现金,研发、营销、建厂才能继续,价格战也就打得更久。


刘磊说:“在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占用供应商资金,可以帮助企业维持现金流和微利状态,也会把一部分资金压力转移给供应商。”


车企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它可以削减研发、减少营销、延缓新车项目,或者关闭低效产能。但这些选择都会立即影响下一轮竞争:砍研发会削弱产品和技术能力,砍营销可能影响销量,关闭工厂则意味着承认过去的投资难以收回。


尤其在市场份额和规模仍被高度重视的阶段,率先收缩的企业可能先丢掉销量和资本市场预期。因此,即使价格战持续侵蚀利润,车企也很难主动踩下刹车。


相比之下,延后采购付款的短期代价更加隐蔽:它不形成显性利息费用,还能减少当期经营现金流出,为研发、营销和扩产留下现金。


于是,价格战造成的压力被分成两部分:利润损失仍然留在车企,部分现金和融资压力则通过采购体系留给供应商。



供应商为什么不拒绝


如果长账期明显增加了供应商的资金成本,它们为什么不拒绝?答案不在账期本身,而在订单权。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进入一家车企的供应体系,通常需要经历认证、定点、验证和量产爬坡。部分企业还要针对特定项目配置模具、设备、工程人员和专用产能。这些投入一旦形成,很难迅速转给下家客户。


因此,付款周期通常只是整套采购条件的一部分,与产品报价、模具费用、扩产规模等捆绑在一起。供应商如果拒绝账期,那失去的可能是整个项目订单。


刘磊表示:“供应商有没有议价能力,不能只看它规模大不大。更重要的是客户集中度。如果一家供应商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少数几家整车厂,即使体量不小,也可能没有太强的谈判能力。”


这意味着,供应商规模与谈判地位并不完全正相关。


一家年收入数十亿元的零部件企业,如果大部分收入来自两三家整车厂,那么拒绝某项付款安排的代价可能不是少接一笔订单,而是失去一个已经投入大量专用资产的项目。企业体量不小,并不代表它有能力承担失去核心客户的后果。


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在可替代性较高的零部件环节,一家供应商若不愿接受某种付款条件,那车企可以将项目转给另一家愿意接受的企业。只要行业产能充足而订单稀缺,账期就可能从一项不利条件逐渐变成供应商争取订单时给出的隐性报价。


车企由此获得了双重议价权:既可以压低零部件采购价格,也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更长时间的商业信用,终端价格战由此向采购端传导。


这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筛选机制。留在供应体系中的未必只有技术最强、质量最稳定的企业,也可能是授信能力更强、更容易获得贷款,以及更能承受长期负现金流的企业。换句话说,价格战筛选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也在筛选供应商的资产负债表。



从应付余额变化,看各家车企的不同打法


上汽和比亚迪的年度平均应付余额分别约2399亿元和2309亿元,在10家样本中规模最大;只是它们收入盘子也大,这笔钱占营收的比例反而不高。反倒是蔚来、小鹏、赛力斯绝对规模更小,占营收的比例更高,具体数字前文已经给出。


2025年,蔚来四个季度末的相关余额由314亿元增至533亿元,赛力斯由532亿元增至796亿元,小鹏由270亿元增至372亿元,上汽由2263亿元增至2608亿元。


比亚迪和理想的相关余额则在下降:比亚迪由2527亿元降至2092亿元,理想由520亿元降至406亿元。长安年中下降、年末回升,全年变化相对复杂。


10家车企四季末应付类资金余额走势及均值,

统计口径为2025财年,虎嗅制图


这里要提醒一句:时点余额增加,不等于账期一定恶化。采购规模扩大、季节性生产、票据结构变化,都可能把某个时点的余额推高;反过来,余额下降,也不代表所有供应商都更快拿到了钱。不过结合经营现金流看,有一点可以确定:各家车企都在用不同方式,增加、维持或偿还这笔商业信用。


虎嗅ESG组的一个判断是,长账期既可能是价格战的结果,也可能成为价格战持续的燃料。


它不创造真实的经营利润,却可以延迟现金压力暴露;它不能解决过剩产能,却可能让原本需要更早调整的企业继续留在牌桌上。


而当供应商无法独立消化这部分资金压力,它还会继续向下级供应商、材料商、模具厂和金融机构传递。至此,长账期就不再只是车企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安排,而开始演变成一条沿产业链扩散的债权债务链。


三、中国车企需警惕连环债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长账期不是新能源汽车所有风险的起点,却是行业转移资金压力的一条重要通道。


值得追问的是:价格战、高频上新、技术竞赛和产能过剩,都在不断抬高前期投入;当利润和回款盖不住这些投入时,最后由谁来承担风险?


一款汽车进入量产前,供应商通常要提前投入模具、设备、验证、工程人员和库存。车型越多、迭代越快、技术路线变化越频繁,同时推进的项目和版本也越多。一旦车型销量不及预期、项目取消或技术方案改变,这些专用设备、模具和库存未必能迅速转作他用。


若前置投入和项目失败的风险主要留在供应商一端,那承担的将是三重压力:专用资产无法退出、库存无法变现、已经交付的产品又不能及时回款。产能过剩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压力,工厂和产线一旦建成,折旧、人员与运营成本不会因为需求不足而自动消失。


刘磊认为,长账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延缓经营问题暴露:“它可以把一部分风险转移出去,让企业维持得更久。但如果最终企业自身出现问题,供应商就可能成为主要的损失承担者。”


车企晚付100元,行业不会因此少支出100元


一个事实是,长账期解决的是车企当下的现金流,却没有消灭整个产业链的融资需求。车企晚付100元货款,下级供应商仍要支付原材料、设备、工资和税费。


如果自身现金不足,它要么增加银行贷款,要么把应收账款或票据拿去贴现,或者延迟向自己的供应商付款。前两种选择会把车企的资金压力转化为供应商的有息负债和财务费用;第三种选择则会让同一笔压力继续沿供应链向上游传递。


于是,整车厂欠零件供应商,供应商再欠材料商、模具厂和服务商。每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既有应收,也有应付;账面上的债权债务彼此对应,整条产业链真正稀缺的却是现金。


刘磊将这种现象与“三角债”联系起来:“车企占用一级供应商的资金,一级供应商再占用二级供应商的资金,二级供应商还可能继续往上传导。如果某一个环节资金链断裂,风险就会沿着整个供应链传导。”


这里的“三角债”其实更像“连环债”。它更常见的形态是一条不断延伸的债权债务链:上一层企业的应付款,是下一层企业的应收款;下一层为了维持运转,又形成新的借款或应付款。


车企没付的那笔利息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转到了更弱势。融资成本更高的一方:车企把要付利息的贷款,换成了不用付利息的欠款;供应商则把欠条,换成了银行贷款、贴现,或者再去拖欠自己的上家。


这条信用链的起点,就在整车厂一端——近万亿的应付余额、约281亿元的替代利息,前文已经测算过。


越往供应链末端,企业越脆弱


汽车产业连环债与普通商业信用的差别在于,风险不在于某一家车企的应付余额是否足够高,而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是否依靠下级供应商垫资维持周转。


越接近供应链末端,企业通常规模越小、客户越集中、银行授信越弱,融资成本反而越高。在行业增长、销量扩大时期,这条信用链可以维持稳定:新增订单和回款能覆盖过去形成的债权,银行和保理机构也愿意依托核心企业信用提供融资。


一旦核心车企销量下滑、项目取消或流动性恶化,原本分散在产业链上的风险便可能集中暴露。刘磊指出,若一级供应商无法按时收回货款,银行和保理机构随之收紧授信;一级供应商延迟支付二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再削减生产或停止供货;材料商、模具厂和小型服务商由于现金储备和融资能力更弱,往往最先陷入困境。此时,问题已经不再是某笔货款晚付几个月,而是核心企业信用变化引发的链式反应。


刘磊还提醒:“如果车企最后出现问题,供应商可能成为主要的损失承担者。供应商背后还有自己的供应商,压力会继续往下传,甚至传导到金融机构。”



因此,长账期对汽车行业具有双重作用。短期看,它为车企提供了现金缓冲,也让供应商继续获得订单,维持了产业链运转;长期看,在核心车企销量或信用恶化、供应商授信收紧的情景下,它还可能推迟低效企业和无效产能退出,并把车企的资金压力分散到供应商、银行和保理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


它还可能改变行业的筛选标准。当账期、年降、扩产和库存责任同时压向供应商,决定一家企业能否留在体系中的,可能不再只是技术与质量,也包括它能否获得贷款、承受贴现成本和维持长期负现金流。最终被淘汰的未必是技术最弱的供应商,也可能是融资能力最弱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笔账最终可能以供应商加速集中、中小企业退出,以及研发投入和质量冗余下降的形式结算。


这正是长账期最难治理的地方:单看一家企业,它可能只是一笔正常的应收或应付;放到整条产业链中,它却可能成为一套依靠核心企业信用维持、任何一环都不敢先停下来的债务网络。


四、60天账期改的是付款日期,改不了融资结构


如果60天严格执行,汽车行业的长账期问题是否就会消失?


虎嗅ESG组以60天为统一简化基准,对10家车企进行了一次静态压力测试:以营业成本的60天对应金额为基准,测算平均应付类资金高于这一基准的部分。


结果显示,10家样本企业的平均应付余额均高于该基准。


其中,上汽的差额约为1431亿元,比亚迪约为1207亿元,吉利约537亿元,赛力斯约469亿元,长城约444亿元,长安约423亿元。理想、蔚来、小鹏和北汽分别约为298亿元、272亿元、221亿元和157亿元。


以营业成本60天基准测算的10家车企应付类资金差额及转嫁利息

统计口径为2025财年,虎嗅制图


财务DPO和合同60天,不是一回事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不能被视作“违规拖欠额”。刘磊解释道:“合同约定的60天,通常要从验收、对账或者其他约定节点起算。财务报表计算的DPO,是用应付余额和营业成本推算出来的,两者口径不一样,不能直接画等号。”


因此,DPO高于60天,不能直接证明车企违反承诺,但两者之间的明显差距也揭示了现有披露的不足。


按期末余额测算,10家企业的时点DPO落在110天到257天之间,是合同60天的1.8倍到4.3倍,如下图所示。


10家车企合同账期、时点 DPO 与平均 DPO 对照,

统计口径为2025财年,虎嗅制图


因此,问题最终回到了一笔款项的完整链条:交货、验收、对账、开票、付款审批、支付工具签发、票据到期或贴现,最后才是供应商拿到现金。


只盯住“付款”这一环,资金占用会换个地方躲起来。


账期可以缩短,验收和对账却可能拖长;60天内付了款,供应商拿到的也许是一张要等到期、或要贴钱才能变现的票据;应付余额下降了,供应商又可能被要求提前备货、就近建仓,资金压力就转到了库存上。



采购价格同样可能成为新的调节器。现金本身是有价格的。如果车企放弃部分账期收益,可能要求供应商以更低报价、更高年降或者更多库存责任作为交换。最终结果可能是供应商回款速度变快了,毛利率却进一步下降。


所以,60天到底有没有用,不能简单说“解决了”或“没解决”。它变不出利润,也填不平价格战和产能过剩留下的缺口;但它确实取消了一种过于廉价的融资,逼着车企重新安排过去压在供应链里的成本。


真正的解法是提高披露透明度


刘磊认为,解决口径争议的关键,不是继续用财务DPO猜测实际账期,而是提高披露透明度:“真正有意义的是披露应付账款的账龄。60天以内支付了多少,60天到90天多少,90天到120天多少,120天以上多少。如果这些数据能够由审计师核验,外界才能判断60天到底有没有落实。”


除账龄外,车企还应进一步披露:已到期与未到期应付款;对中小供应商的应付余额;现金、银行承兑、商业承兑及电子凭证的支付比例;从验收、对账到供应商取得现金的时间分布。


否则,60天可能只改变一个合同数字,却无法回答供应商何时能真正拿到钱。


结语


汽车行业的长账期之所以难以解决,不是因为所有车企都付不起钱,也不是因为供应商缺乏保护,更深层的原因是其已经嵌入汽车行业的资金结构。


价格战靠它延缓现金压力,高额投入靠它降低显性融资需求,部分过剩产能靠它获得更多调整时间,车企的融资需求则沿着采购关系转移给供应商。


10家车企数据揭示的不是谁在“刻意拉长账期”,而是商业信用对汽车企业的财务重要性:9家企业拥有负CCC,合计应付类资金接近万亿元,部分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又明显受到应付项目增加的支撑。


但供应商的资金并不能永远免费。当车企不能再轻易延迟现金流出,它们就必须证明自己的销量、研发与扩张究竟来自真实造血,还是依赖供应链持续提供商业信用。


长账期改革最终测试的不只是谁能在60天内完成付款,它测试的是失去供应商这笔低成本资金之后,谁的商业模式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