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自杀离世。关于其自杀原因，一直有多种说法，本文摘自兰迪·霍普金斯、张盈盈著《张纯如：一个人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0月），希望澄清一些谣言，并深切怀念张纯如女士。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纯如迅速精神崩溃，最终自杀。2004年之前，她从未显现出心理疾病的征兆。然而，2004年4-5月，她熬过了长达5周、疲惫至极的新书签售之旅，归来后却坚信自己受到了强权势力的威胁。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为新书搜集资料期间突发精神崩溃，随后被送往诺顿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自此，她变为另一个人。

对想了解张纯如人生最后几个月的具体境遇的人而言，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丈夫道格拉斯与母亲张盈盈，都写下了详尽且令人心碎的记述。你能从中看到张纯如在精神病医疗与制药行业体系中艰难挣扎的历程；看到她日渐怀疑年幼的儿子患有孤独症，并将此归咎于自己让孩子反复接种疫苗；看到她越发认定有一“邪恶”势力在威胁自己与家人；看到她因“精神疾病”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羞耻感”。

在这些记述中，最重要的是《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的后记。受过微生物方向专业科研训练的张盈盈结合相关证据（包括其母校哈佛医学院提供的资料），概述了自己对女儿自杀原因的看法。无论是什么将张纯如的抗争本能扭曲成了逃避的念头，都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张纯如母亲张盈盈著）节选

纯如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回来后，就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她前往路易斯维尔是去采访二战时期的美国战俘，为撰写关于“巴丹死亡行军”的书准备素材。在2004年8月12日去肯塔基州之前，她已经连续4天几乎没有睡觉，也没有吃东西。抵达路易斯维尔并住进酒店后不久，她出现了近乎精神崩溃的症状……

我丈夫和我实在想不通，纯如的生活怎么会崩塌得如此迅速。就在2004年的春天，她还马不停蹄地为其新书《美国华人史》进行了为期5周的签售活动。动身前，纯如的状态看起来很好。可5月初她回家时，就变得焦虑不安、心事重重，总认为有人想加害于她。在精神崩溃3个月后，她的偏执症状也随之加重。

在火速赶往路易斯维尔的医院后，医生终于来和我们会面。他认为纯如因受长期精神高度紧张的影响，伴随睡眠不足、饮食紊乱等躯体反应，患上了一种所谓的“短暂反应性精神病”。他还为纯如开了抗精神病药维思通（利培酮，由杨森制药生产），医嘱为每日2毫克，服药时长至少一年。后来我才得知，纯如在住院期间服用了大剂量的维思通和镇静剂，以平复情绪。

我发现，路易斯维尔的那位精神科医生推荐的斯坦福名医，当时并不接诊新患者。另外，道格拉斯的思科医疗保险单上所列的精神科医生，几乎个个都档期已满。显然，旧金山湾区精神科医生人手不足。

纯如依旧每天按时服用维思通。药物让她整日昏昏欲睡，没有活力。在我们的家族和亲戚中，从未有人有过看精神科医生或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经历。因此，我们对这类药物的效用一无所知。

8月23日，周一，纯如终于约到了道格拉斯医保计划中的精神科A医生。我将路易斯维尔事发经过的详细记录，以及一份医院诊断报告复印件交给了他。A医生态度十分轻率，看完材料后未置一词。随后他告知我们，自己即将动身休一个月的长假，要等度假归来后，再跟进纯如的病情。纯如曾向他询问停药事宜，可他劝说她继续服药，等他回来再做决定。事后我才发现，A医生竟然未通过职业认证。

从一开始，纯如就不想服用任何药物，还屡次试图自行减量，甚至彻底停药。我们都满心期盼维思通能缓解她的抑郁情绪，但毫无结果—她的症状并未得到改善。

后来，B医生（张纯如的第二位圣何塞精神科医生）给纯如看病，了解到她的状况并未好转，且随着维思通剂量的减少（降至1毫克），失眠问题再度出现。他决定更换药物，并开了另一种类似的抗精神病药物安律凡（阿立哌唑，由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生产）。张纯如服用10毫克安律凡后，立刻出现严重嗜睡症状，能连续睡12小时以上。受药物副作用影响，她清晨无法起床送克里斯托弗去幼儿园，整日哈欠连天，完全无法投入工作。

9月18日，张纯如、道格拉斯、绍进与我共同向医生说明：自服用安律凡以来，张纯如始终无法摆脱焦虑、过度嗜睡与精力衰竭的困扰。B医生随即以极为严肃的语气给出了令全场震惊的判断—张纯如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建议立即入住康复机构治疗。张纯如听到这个建议当场表示反对。她熟知历史上政府迫害异见者的许多案例，其中就包括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并加以虐待。她已经开始怀疑某些邪恶势力正对她采取行动，原因在于她伸张正义的写作和演讲活动。

返家后，张纯如告诉我，她和道格拉斯认为B医生年迈迂腐，他们不相信他的诊断，并决定不再找他看病。道格拉斯坦言，当听到B医生说“坦白讲，我从未治疗过您这样的患者”时，他已对B医生产生信任危机。

与此同时，我则忙于调查B医生推荐的两位精神科专家的背景，意外发现他们都在专攻电休克疗法，这通常被称为“电击疗法”。我暗自思忖，若将此告知纯如，必将会坚定她不再去B医生那里看病的决心。她早就向我描述过历史上电击治疗精神病患的残酷场景。果然，当我把对两位精神科专家背景的调查结果告诉她时，她的情绪非常低落。

在9月18日的会诊中，B医生开了抗抑郁药西酞普兰（学名为氢溴酸西酞普兰），这是在每日10毫克安律凡之外新增的药物。现在回想起来，安律凡对纯如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成为病情的转折点—服用安律凡后，她的症状开始恶化，后来加服西酞普兰后，情况更是急转直下。

在纯如决定不再去B医生那里看病后，结束一个月休假的A医生回来了（当时我们尚未找到其他医生）。9月20日，A医生让我们都进了诊室，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感觉他对了解纯如病情并不太感兴趣。A医生不大认可B医生开的安律凡，表示要将药物改回维思通。

诊疗仅进行了约15分钟就结束了，在即将结束时，他提醒纯如当场支付自费部分。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备感忧虑，不禁觉得他对诊疗费的关注似乎超过了一切……

9月21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几天后，我们在橱柜发现一整瓶未开封的伏特加。后来才意识到，她确实曾在旅馆尝试第一次自杀—她带着伏特加和安眠药入住酒店，很可能因（之前医生开的）处方药的作用，她在房间里昏睡过去。醒来时，她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吞服了药片。

当时，我们尚未意识到精神类药物可能对心智产生强烈的副作用，更不知道这些药物可能诱发或放大自杀倾向。

我坚信，药物副作用极大地改变了纯如，她向来坚韧、无畏，从未将自杀视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她首次尝试自杀时，已连续9天每日服用10毫克抗精神病药安律凡，并连续2天加服了5毫克的抗抑郁药西酞普兰。

后来，我从多方渠道了解到，西酞普兰这类抗抑郁药属于SSRI（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药）。这类药包括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可能会产生令抑郁症患者更加焦虑和更具自杀倾向的副作用。研究表明，服用SSRI类抗抑郁药的最初几天，以及调整剂量的时期，都是风险最高的阶段。

经再三劝说，纯如同意于10月5日参加在帕洛阿尔托举办的一场双相障碍互助小组活动。然而，这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在场的参与者都在服用多种精神类药物，一次就要服用六七种。我们听到的是每位患者讲述的可怕经历。

走出会场后，纯如对我说，那里所有的患者看起来都像是“行尸走肉”，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得知医生会开如此多的药物，却没有给患者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善时，她深感震惊。她发誓从那一刻起，她要停止服用自己的药物。

就在这场互助小组活动后，也就是10月7日，纯如停止服用西酞普兰。

几天后，道格拉斯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C医生。起初，C医生并不愿意收治纯如。我马上给C医生打了电话，告诉他纯如正是《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这触动了他，他随即承诺会立刻为她看病。

10月11日，C医生面诊了纯如，但她依旧坚持要停用所有药物。作为妥协，C医生说服她继续来看病，再由他评估是否可以逐步减少9月29日刚替换安律凡的维思通的剂量。如今回想后来发生的事情，其间的讽刺令人唏嘘：纯如当初不愿服药，家人却都选择相信医生，寄望于药物能够帮助她。

10月18日，C医生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可以先将维思通的剂量减至0.8毫克，在一段时间里再逐步减少这一剂量。我们每天散步时，纯如总是告诉我们她正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当时以为，那是精神上的折磨，而非身体上的疼痛。她告诉我，有时候会有窒息的感觉，就像溺水者在海里苦苦挣扎，无法呼吸。

10月21日清晨，她的情绪非常糟糕，还抱怨我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她坐在那里，对我说自己想哭，却没有眼泪。她脸色发灰，陷入了极度抑郁的状态。当时，她已经提到不想活了。我注意到她的四肢变得僵硬，面部表情呆板。可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症状可能是药物引发的严重副作用。

10月25日，C医生告诉纯如，她有两个选择：要么重新服用抗抑郁药西酞普兰，要么就住院接受治疗，这让纯如震惊得目瞪口呆。她只好同意服药。可挂断电话后，她怒不可遏地指责我们背叛了她，因为我们把她停用西酞普兰、浏览自杀和安乐死相关网站的事都告诉了C医生。

10月28日，我在检查她的手提包时，发现里面有一本枪支使用安全手册，还有一份枪支许可证的申请表格。纯如竟然去了枪支商店，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全家没人碰过枪，更别说拥有自己的枪了。这完全不像是她会做出来的事。

纯如去枪支商店的那天，是她重新服用西酞普兰的第三天；而她第一次试图自杀的9月21日，正是她刚开始服用这种药的两天之后。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里，她不许我再去见她，甚至不让我给她打电话，不回复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我很想忘了那一天，却永远做不到。时间是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电话响起，女婿布雷特·道格拉斯告诉我们，我们的女儿纯如趁夜离家了……我们急忙赶到他们家。道格拉斯递给我们他在纯如电脑旁发现的便条，那是写给道格拉斯、绍进、纯恺和我的。她留下遗书后消失了。

我的大脑仿佛炸裂，身体颤抖，感觉像站在悬崖边，即将坠入深谷。自她写下遗书后已过去18小时，无人知晓她的去向。晚上8点，我打电话给纯如最近就诊过的精神科医生，他让我朗读遗书给他听。之前，这位医生总认为我是个有点儿神经质的母亲，对纯如过度保护。此刻他却要求道格拉斯、绍进和我立即从圣何塞赶往位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举世闻名的自杀地之一，去停车场寻找线索。

至今仍记得那一阵撕裂寂静深夜的恐怖电话铃声。电话是道格拉斯打来的。他说要带警察来我们家。我瞥向时钟，时间已近午夜。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后记节选

自纯如离世的那天起，她为何会选择轻生的问题便日夜萦绕在我心头。我始终无法相信，像纯如这般对生活满怀热情的人竟会自杀。因为每当听闻有人自杀的消息时，她总会对我们说她完全无法理解。

在她生命最后的6个月里，纯如总在提及一股邪恶势力企图对她进行迫害，原因是她的文字触犯了对方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儿子患有孤独症。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她一边不断地了解孤独症，一边又要准备采访行程，身心俱疲到了极致，最终在路易斯维尔彻底崩溃。医生为她开的抗精神病药物与抗抑郁药物非但没有缓解她的症状，反而让她的病情加重了。

那段时间，我便隐隐怀疑，医生开的这类精神药物或许会加重她的病情。这份疑虑直到2009年才得到印证，此时终于有详细的研究报告问世，报告探讨了这类精神药物的种种副作用。

2009年，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纯如离世的评论。作者推测，纯如的离世，大概率是药物诱发的自杀。由此引发的后续相关研究（包括我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副教授马丁·泰彻的详谈的内容）收录于《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

我多么希望，能在纯如接受药物治疗之前就了解抗抑郁药与抗精神病药的潜在风险。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并非如药品说明书所描述的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而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面临着药物副作用的风险，包括萌生自杀的念头。

纯如此前从未经历过重度抑郁，也从未有过躁狂症状。正因如此，我与丈夫绍进，还有纯如本人，都从未相信她患上了双相障碍。这也是为什么，起初纯如本人极力抗拒服用这些处方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纯如—即便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她对自己的了解，也远胜过我们任何一个家人。而我们这些至亲，对这类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的毒性与严重副作用一无所知，一味轻信医生的诊疗方案，结果却适得其反，最终酿成悲剧。

我坚信纯如的自杀，是这些药物酿成的恶果。她的遭遇，是精神类药物彻底改变一个人性格的典型案例。无须我再赘述那些有案可稽的海量案例：许多原本只是轻度抑郁的普通患者，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性情大变，变得暴躁易怒、具有攻击性与破坏性。纯如从精神崩溃到最终走上绝路，时间短暂，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完全与她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的时间吻合。她以那样惨烈、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绝非她的个性特征。她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的速度，以及离世的极端方式很有可能是她所服用的药物诱发的。

我承认，我并非临床心理医生，也不是精神科医生。但作为一名生化研究学者，结合我在她生命最后半年里以主要照料者的身份对她的近距离观察，加上我独立开展的相关研究，这便是我能得出的最佳结论。

纯如的一生短暂却璀璨，如一道绚烂的彩虹划过天际。

她的名字取自彩虹女神，而她生命的轨迹也正如那道彩虹，绚丽壮美却转瞬即逝。她为世间留下的遗产是充满勇气与信念的人生，是一部足以继续照亮与启迪后世的心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