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之所以成为可能，黄仁勋或许比任何其他个人贡献都大。借助英伟达设备构建的系统，我们将以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社会和文化。但黄仁勋的崩盘不是一个关于技术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男性傲慢的永恒故事，讲述了一个因鲁莽自负而自取灭亡的男人。有些事永远不会改变。
当我撰写黄仁勋的传记时，我把它命名为《思考机器》（The Thinking Machine，中译《黄仁勋：英伟达之芯》）。这个名字既是指驱动人工智能的微芯片，也是指黄仁勋那种所向披靡、永不疲倦的才智——它从不减速，也永不停机。在他令人震惊地离职之后——导火索是他被爆出至少有两段婚外情，一段是与一名被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为中国间谍的女性，另一段是与一名直接向他汇报的下属，我应该写一部续作：《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机器》。
让我们从黄仁勋与黄乐(Alice Huang)的婚外情说起。她是一名高管，管理一家在新加坡的公司，该公司在东南亚拥有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涉嫌帮助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规避美国对英伟达设备销售的限制。《The Information》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这些数据中心被用作中转站，将约70亿美元设备非法走私到中国。既然美国情报机构已掌握黄仁勋与黄乐恋爱的证据，很难相信他不知道自己卷入了什么。
再来看看黄仁勋据报与金伯利·鲍威尔的交往。鲍威尔是他公司医疗健康部门的高管，也是他的直接下属。一名前英伟达员工告诉我，这段婚外情在公司里是公开的秘密，而黄仁勋的两个孩子都在公司担任高管。这是一种令人震惊且毫无尊重的傲慢表现。我问这名前员工，黄仁勋为什么会在自己孩子眼皮底下做这种事。这名前员工说，这让他兴奋——一种自恋者的兴奋。
今年早些时候，我开始听到黄仁勋不忠的传言，但无法证实。英伟达内部有一种难以打破的缄默文化，这让黄仁勋得以得以肆无忌惮地展现自己最糟糕的一面。有时，从下属在他身边时那种谄媚的笑声中，以及他离开房间后他们低声嘟囔的小话里，我都能感受到这种谄媚。最终，是政府情报部门——以及时报的记者们——共同打破了英伟达的这种沉默文化。但现在这层遮掩已被打破，如果有更多女性站出来，我也不会惊讶。没有人会惊讶。
黄仁勋费了很大力气掩盖自己的傲慢。2023年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和他的团队正极力塑造他谦逊的形象。在我们的交谈中，黄仁勋不断把注意力从他的成功上移开，总是迅速把功劳归于员工和高管团队。他还喜欢跟服务人员热情寒暄。他自己当过洗碗工，这一点他从不让你忘记。他喜欢光顾那些不起眼的小餐馆，留下巨额小费。有一次我在丹尼餐厅和他吃早餐，他给了女服务员1000美元小费，全是百元钞票。他并没有刻意炫耀。是我后来特意找到那位女服务员才得知的。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怀疑这是一种表演——不是演给观察者看，而是为了恭维自己。事实上，黄仁勋相当傲慢。他几乎不能容忍异议，也几乎没有开放讨论的能力。如果你反驳他，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如同点燃导火索。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很快就会爆发，对你大喊大叫指责你愚蠢。黄仁勋的一顿训斥可以持续一小时甚至更久；他的高管团队似乎真的很怕他。听着他们的讲述，我不禁想起了电影《爆裂鼓手》(Whiplash)里那个苛刻的音乐老师。
黄仁勋更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在这方面，表演更难识破，而且一定也夹杂着大量的自我欺骗。他总谈起妻子洛丽和孩子黄胜斌、黄敏珊。与他虚伪的“平民”人设不同，他对家人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他经常带他们周游世界。他鼓励孩子们离开不相关领域的职业，加入他的微芯片公司。几周前，在夏威夷举行的婚礼上，他把女儿黄敏珊交给另一位英伟达高管尼科·卡普雷斯。
黄仁勋17岁时遇见洛丽。两人是一门电气工程课的实验搭档，黄仁勋害羞到花了六个月才邀请她约会。她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两人在20岁出头结婚。她离开职场抚养孩子，让黄仁勋追求创立公司的梦想。他经常谈起她为他做出的牺牲。他对她的背叛是彻底的。
在写他传记的报道过程中，我采访了黄仁勋与洛丽一些最老的朋友。这些人都是他们20多岁时结识的，那时他们还远未拥有财富和名望。我有时会丢出小暗示：是否可能有过出轨？有没有婚姻不和的传言？有没有什么“安排”？我得到的回答是，黄氏夫妇的婚姻幸福，甚至堪称理想，是值得效仿的典范。
如果离婚，洛丽·黄可能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黄氏夫妇可能签了婚前协议或其他协议，但我对此表示怀疑。1980年代中期他们结婚时，两人都没多少资产。他们共同拥有的数亿股英伟达股票由家族信托持有。他们最近捐赠7500万美元，用于范德堡大学旧金山新校区的旗舰建筑。他们资助的另一座位于俄勒冈州立大学（两人相识之地）的建筑也即将竣工。
这种虚伪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早年间，也就是1990年代，英伟达几乎是男人的天下。员工在办公室打电动、喝啤酒，公司里几乎没有女性员工。有一段时间，英伟达的吉祥物是一个叫“黎明”(Dawn)的电脑制作的小精灵，衣着暴露、胸部丰满。2020年左右，黄仁勋开始谈论如何赋予公司女性员工更多权力，“黎明”也在那时被悄悄抹去了踪迹。2023年，我在英伟达园区亲眼看到黄仁勋慷慨激昂地呼吁实现性别平等，尽管男性仍占公司员工总数的80%。也许他另有所图。
2025年黄仁勋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亲密盟友时，我感到惊讶——坦率说，简直震惊。他从未对政治表现出多大兴趣，在华盛顿人脉有限。他没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但很快，凭借一套高超的社交手腕，他赢得了总统的信任，主要是通过奉承。到今年9月总统在白宫举行科技峰会时，黄仁勋坐在特朗普的右手边。
特朗普和黄仁勋有不少共同点：爱说大话、自恋，恐怕还有拈花惹草。不过，真正导致黄仁勋垮台的还是政治。他说服总统取消了对华出口英伟达芯片的限制，却因此与特朗普幕僚中对华态度更为强硬的人士发生冲突，尤其是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鲁比奥曾因严厉批评中国而被禁止入境。正是鲁比奥负责监督编写了那份揭露黄仁勋的备忘录。
现在英伟达必须找继任者。这将很困难：黄仁勋从未培养过继任者，也没有二把手。科莱特·克雷斯将担任临时首席执行官，但她出身金融领域，而非电气工程，因此我认为她无法成为长期的解决人选。
无论谁接替黄仁勋，都必须是一位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家，既能与实力雄厚的大客户敲定交易，也能在芯片交付延误时拿起电话，对着台湾那头大发雷霆。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就像没有迈克尔·乔丹的芝加哥公牛队。他白手起家创立了英伟达，却因傲慢和病态的自负留下了一个可能无法填补的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