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艺术的来处
按照广美课程改革的设想，学生们可以通过跨专业的通识课程学习，回到艺术的起点。一年级的六门必修课程，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既有以整体艺术观融合绘画、雕塑、建筑等，对学生进行创造力启蒙的“造物与创格”，也有引导学生主动使用数字媒介、AI模型的“数字与体验”，还有引导学生建立物质性空间和社会性空间观念的“空间与场域”，等等。
课程的设置者希望，在类似的课程安排下，绘画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尝试去做雕塑，书法专业的学生也能体验动画，“学生并不一定要钻研到什么程度，但因此会了解到不同艺术媒介都可以为自己所用，不再自我设限”。
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涂渊看来，单纯的艺术家、单纯的设计师已经满足不了当下的社会需求。“比如参与一个社区的改造，这里面有空间的问题，有视觉的问题，当然还有人的问题。”涂渊说，“还有人工智能的冲击。当单纯技艺传承的需求已经变得非常少，学生就更需要‘拼脑袋’‘拼观念’，需要有综合思考、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怎么培养？”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陈晓阳和涂渊一样，也是“70后”，深度参与了课程改革。陈晓阳在广美的雕塑系读完本科、硕士，又留校做教师、做艺术家。工作的过程中，她慢慢产生了一些困惑。雕塑家一般要完成两种类型的创作：一种是属于艺术家自我表达的，被放置在美术馆里的雕塑作品；另一种是被放置在社会空间里的公共雕塑作品，但这些作品并不会对周边的社区和空间里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民众也没有机会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之中。艺术和社会、和具体的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2010年前后，陈晓阳偶然听朋友说起，在广州海珠区有一个名叫沥滘的城中村，马上要被房地产开发商整体拆除。她和朋友去村里做了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拥有13间明清祠堂的古村，一旦被拆除，文化损失可想而知。几年调查完成后，她联合一些青年志愿者，在村里一间有400多年历史的老祠堂内策划了一场展览，展出了团队在一两年间调查走访得到的老物件、被毁祠堂的照片、老人们凭旧时记忆画出的地图。这次展览意外收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村里四座原本要被拆迁的明清祠堂，也因此得以保留。
这次的创作经验给了她很多启发，她决定再跨专业报考人类学博士。在中山大学读博期间，她也开始把沥滘研究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引入课堂，这堂名叫“在地实验”的课主要面向雕塑系大五的学生，主要目标是让他们对真实的社会有所了解，并学会用这样的方式做新类型的公共艺术。在长期教学过程中，陈晓阳意识到，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交流。
有一次，她和学生对大学城附近的南亭村做调研，学生们发现，村里很多居民都被乱扔垃圾的问题困扰。几乎每家每户门口都挂着巨大粗野的“禁止在此倒垃圾”的牌子，但满村的“禁止”之中，却没有一个写有垃圾该往哪儿扔的明确标识。在她的启发下，学生们开始跟踪村里垃圾的流转，调研垃圾的产生和处理过程。
但调研结束后，他们并没有写倡议或发起投诉，而是打印了一些干净的“请勿在此扔垃圾”的牌子，与“粗野书法”的主人交换，然后把换回的各式木板装裱起来，配合居民微信群里关于垃圾问题讨论的录音，做成了一组艺术装置，在社区里展出。“通过这个有点荒诞、有点幽默的形式，社区里的人们对垃圾问题有了新的感受，艺术的交流有时比简单的维权或批判更有效，它不一定会直接解决问题，但它能让问题显形，让失语的部分被看见。”
陈晓阳想，如果把类似的课程逻辑挪到大一，老师们说不定就可以“把艺术交流的核心问题，交给这些不愿意交流或不会交流的学生，继而启发他们和世界的交流，然后赋予他们某种信心”。
转换了教学目标，他们也不再需要像传统的“采风课”那样，带着学生去边疆、去厂矿，反而可以从自己生活的世界出发，在“附近”做研究。何况他们所处的广州及邻近的珠三角区域，本来就是一块人类学研究的“富矿”。
陈晓阳担任了课程的负责教授。她和涂渊商量，教学班额不能大于30人，推演下来就需要60位授课教师，她和涂渊对着全校教师名单，把有跨学科背景、下乡采风和社会调研课堂经验的老师都选了出来，提前两个月带着老师们集中“磨课”，还请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等到校做教师培训。然后，她结合美院学生的情况，根据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框架，画出了一幅“珠三角调研”图谱。
这门名叫“方法与实践”（简称“方法课”）的课程，就这样成形了。按照计划，在六周的课程时间里，一年级近2000名同学将会一起上八次大课，作为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的支持性内容，与此同时，回到各自的小班里，60位教师将带着他们前往调研现场，选择适合的对象，在反复调研中找到主题，最终的作业要求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本手工书、一部纪录短片。
这些尝试，让涂渊想起了广美两个不同时期的传统。一个长期存在的叫“采风”，另一个则要更地域性一点，叫“炒更”。改革开放后，广州经济蓬勃发展、地产扩张，很快产生了大量设计需求。“这个要做广告，那个要做模型，全部来找，企业老板们拿着钱，在美院门口逮到人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干？’”在这股风潮下，学生们很早就开始和社会短兵相接。一个酒店装修，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做，三个月拿下设计和施工，学生既赚到了钱，也得到了专业的成长。
或许，“社会”自有其神秘的魔力，能教给学生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得益于这些教学传统，涂渊对“社会课”有了一些信心。
至于情感和交流，其实不管是校长还是主任，都没什么现成办法。他们只是隐隐有个感觉，学生应该要到更广阔的地方，接触学校给不了的东西。
而且这门课程要用到的60名老师里，很多都是“90后”。“90后”已经在优绩主义氛围中长大，想让这些科班出身的教师们，充分调动内心的情感，拿出面对真实社会的“江湖气”，这些要求对于年轻老师来说，是不是太高了呢？
一些爱思考的年轻教师，已经在做些探索。和涂渊同在通识教育中心工作的李向阳，有过一次在校外上课的经历。2024年秋天刚上通识课的时候，教学安排需要几个老师分工，轮到李向阳时，他发现“学生天天在课堂上各自练习画画，我每天到教室，好像在做监考老师一样，他们的眼里没有光了”。情况不对，李向阳决定放弃原有的教学计划，带学生去校外看展览。147个学生共5个班，车费、保险、门票，折腾了半天，第二周终于把学生带到广州春阳台艺文中心，看完展览，又在小礼堂里做了互动答疑。那堂课上得非常顺利，学生也和在教室里低头沉默的状态完全不同，他们愿意讨论，也愿意说话了，好几个同学还在自己的小红书上发帖，分享了上课情况。
他逐渐确信，走出教室，用真实的接触和具体的知识去影响学生，或许是更好的一种教育方法。后来再上其他课时，这个技巧也越用越熟练，他带学生去过学校的湖边，也到过教学楼后的树林，且不说有没有学到“艺术大师的经验”，起码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是不会玩手机的。
不过到了“方法课”上，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学生们在第一步就卡住了。
那我该怎么和人说话？
“从田野调研回来的第一天，群就‘炸’了。”回忆起第一次带“方法课”的经历，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的教师梁励韵印象深刻，“所有人都在群里面哇哇大叫，说：‘没有人理我们，他们都拒绝我们。我们一拿起手机，他们就很紧张，现在的老人警惕性很强，老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的声音和人像拍下来去诈骗。不让拍照，也不跟我们说话！啊，老师，我们该怎么办？’”
对这些情况，梁励韵还算有点心理准备。在60多位不同学院的授课教师中，她算是田野调查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做大学教师之前，她做过很长时间的城市规划工作，习惯了在前期调研中“听不同的人吵架、开会，最后得到平衡”的工作流程，后来自己做城市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常要走进社区现场，做多方面的调查。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方法课”开课之初，她就成了所在学院的课程负责人。
但学生们的窘境，还是让梁励韵觉得自己或许低估了这堂课对大一新生的难度。当时，他们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广州造纸厂的工人社区，为此，在学生们上了几节面向全年级的调查方法课后，她又给班里的同学恶补了一些和工业遗产相关的知识，甚至专门给他们找来讲三线建设和东北工厂的纪录片，希望借此拉近“00后”和老工厂之间的距离。只是没想到，和陌生人搭话会成为第一道挑战。
这局面不仅出现在视觉设计学院和2024级的学生身上。当我在今年的课程进行到中段来到广美时，首先听到的也大都是这样的故事：十香园纪念馆门口，美术教育学院的同学被一位大爷堵在了门口，“骂得很脏”；番禺区的新造镇，绘画艺术学院的同学们在一家社区小吃店门口，被食客们用客套话敷衍；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几位同学的遭遇还要更棘手一点：他们想对一艘江上的渔船做些调研，可船主并不想让他们进入船舱……
有的学生讲话直爽，一上来就问老渔民：“你们现在没办法捕鱼了，是不是幸福感很低？”还有的学生习惯问一些让人没法回答的宽泛问题：“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深刻印象？”话一出口就掉在地上，调研进行不下去了。有的同学在田野笔记本里写道：“和陌生人尬聊，是一件有点恐怖的事。”
学生们先是感到挫败，接下来就是强烈的焦虑。梁励韵还记得，“群炸了”的那天晚上，她一个一个帮大家分析情况，“不能一上来就说‘我是美院学生，我要做一个作业，想问你几个问题’，我要是这个老人，你这么问，我肯定不会理你”；也提醒他们换个角度，“是不是可以不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作业？只要你们开口发问了，沉浸在其中了，我就会给高分”。
但仔细询问过学生和社区居民对话的状况后，梁励韵又有点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题目布置得有点太难了？选择造纸厂，和梁励韵自己的研究兴趣有关。近些年，她一直在做城市工业遗产相关的研究，对广州市里的100多个工业遗产做过很深入的资料搜集和遗留物品整理工作，还策划过相关的展览。但也是在策展中，她发现，如今对工厂的历史和物品研究已经不少，唯独没有里面的人。正好赶上“方法课”开课，课程目标之一又是让学生多去接触社会和其中的人，这与她的研究兴趣一拍即合，田野点就定下来了。
可是，这些学生从现场发回的情况，让梁励韵意识到，眼前这些“05后”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具备认识一个工业社区所必需的知识储备，那段历史、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甚至可以说，师生对于“常识”本身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错位。
这让我想起在梁励韵的课堂上见到的一次中期汇报。这一年学生调研的对象是造船厂的工人社区。学生展示自己近期的成果时，梁励韵问：“那么，你们调研的主题是什么？”女孩有点磕绊地答：“是要反映改革开放之后，工人社区的居住环境变迁。”
沉默几秒，梁励韵纠正道：“首先呢，工人住宅形式的改变，影响它的主要是1998年的‘房改’政策……”
事后谈起这件事，梁励韵有点无奈：“不是有个视频说嘛， 70年代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像秦始皇时代一样遥远。他们和这群工人没有任何共性，不知道过去的工厂长什么样，也没有那种生活经验。即便教师努力引导，学生也很难产生感觉。”
认识世界有时候需要一个来自自身经验的参照。一个陌生的人、一段遥远的历史来到眼前，总要先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一点可以理解它的东西，交流才可能真正发生。对这些怀揣着让学生接触社会、认识他人的目标的老师来说，他们此时才意识到，在真正走向他人之前，学生或许还需要先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自己。
这一点，陈晓阳也深有体会。学生们进入田野现场前，她曾在课程里设计了一个“自我调研”的小作业。具体内容因专业和学院安排而异，但一定要“与我有关”。比如调研主题是植物的，就研究自己家的植物从哪儿来；主题是工艺美术的，就看看家里的工艺品都有什么来历；也有同学调研自己的父母，画下他们的成长经历。
调研结束，陈晓阳也有点吃惊。有同学告诉她，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观察和了解过生活了那么久的家庭，从来没有跟父母这么聊过天，“家里放了很久的一个陶瓷小摆件、小装饰，他可能从小到大也没想过去了解它是怎么来的。从出生起，似乎从家庭到社会，一切系统都在围绕着他运转，但实际上，人有时对构成这些系统的东西是视而不见的”。
扎一个洞
让学生再去“碰一碰”之前，梁励韵给过他们一个建议：不妨想想怎样拉近关系，让对方愿意带你回家吃饭。
这是上一年学生在“方法课”上用过的技巧，也是梁励韵能想到的学生和老一辈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当时，在广州造纸厂社区调研时，学生们也同样是对工厂没有感觉，找不到什么可以对话的点。正好有一位同学对吃的比较感兴趣，就想到可不可以去蹭饭。
蹭饭计划居然还真的成行了两次。在对方家里，他问“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又由此问到家庭的饮食座次，最后话题竟也慢慢拓展到公社食堂、粮票，一位大爷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到厂里视察时的照片。看着照片里人山人海的画面，这个“00后”突然有点开悟了，“这不是和现在的粉丝追星一模一样吗？”后来，他的调研主题确定下来，就和不同年代的“追星”有关。
看来，重点不是吃不吃饭，而是要想办法，让学生从自己的小世界里稍微往外探一点头，把“触角”搭在眼前的陌生人身上。
建筑艺术设计学院的老师们，在这方面做了最极致的引导和尝试。在他们系的大工作室里，我见到了整整两面墙的“宿舍观察图”。随便从中抽取一张，可以看见，画面上描绘的是一个两平方米的上床下桌小空间，里面挤着无数东西：舒服的人体工学椅、架子、包、驱蚊水、小书包（出门用）、小锅（煮出美味）、三个水杯、首饰、药……在画面下方，写着一行字：“我很喜欢干净、有条理地摆放。书也是我缓解焦虑，稳定自身的好朋友，每天见到它们，我都很高兴。”
穿梭在其中，授课教师肖馺兴奋得声音不住上扬，她是个喜欢穿彩色衣服的“90后”，站在学生五花八门的作品前，几乎有点融为一体了。她告诉我，让学生画宿舍，是学院老师们今年的特别创意。本来，学生要调研的地方是离学校不远的城中村，但在真正进村之前，肖馺先让学生巨细无遗地研究了一遍自己的宿舍。
放在过去，对建筑空间的观察和描绘也确实是专业教学的一部分，只是学生生活的宿舍从来没有成为过这种描绘的对象。但当他们把视角从外部转回自己，并对它做一场教科书式的细致描摹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被这个空间，以及空间背后的复杂性震撼了。
有的学生喜欢漫画风格，画了从上到下的俯视角度，好像自己也成了日漫里住在四叠半小屋里的主角；有的人作风严谨，用上工程制图的红蓝铅笔，标记上尺寸，把自己居住的小空间拆分成设计之初的模样；还有的人画风简练，用线条和色块展示自己在宿舍时的心情状态……看着铺满一面墙的画作，再转身看教室里坐着的同学们时，很难不让人感觉到，这些沉默着的，或是腼腆地笑着的学生心里，其实都藏着一个小小的、未被开掘过的世界，值得被人郑重以待。这项作业，没有人敷衍。
带着这样的眼光和热情，再回到城中村时，他们看见的世界也变得不一样了。按照教学计划，进村后，学生需要对一些菜市场里的小摊、街边小店和渔船进行同样细致的观察和描摹，从而有所发现。于是，我在另外一间大教室里看见的，就是学生们尺度更大、描摹更仔细的调研作品。
让人在视角的转换中重新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交流。即便作为教师和艺术家，陈晓阳也是花了很多年才想通了这一点。她是“70后”，祖籍广州，出生在西南的“三线矿山”，儿时在贵州、北京多地生活，成年后又回到广州。但很长一段时间，她对这个祭祖“拜山”的老家，都没有很深的情感或文化认同。“我好像应该是广州人，但我又跟这个地方没关系，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也是在当初的沥滘研究后，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份和“来处”有了更多思考，也学会了重新审视自己所在的城市、家族的迁徙史，也包括个人的成长经验和情感认同。因此，在一开始设计“社会实践课”时，陈晓阳就相信，这次他们必须把目标调小，最好能让学生从他们生活的小环境出发。她专门设计那份“珠三角调研”图谱，就是希望能在学生的经验世界里，刺破一个小小的洞。
关心事物背后的人
不过，在梁励韵这边，“没法说话”的问题以非常自然的方式被解决了。她只记得碰了两天，群里的情况好像突然就好转了，“几乎每个组都说今天认识了好多人，聊得很开心”。究竟发生了什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明白。
还好，她的学生李乐鋆为我们补全了这个故事。这个高个子的女孩是个“e人”，经常被组员派出负责提问。她告诉我，在第一次出师不利的调查后，同组成员想到一个办法，把提问做了分类，先是住房类，然后是娱乐类、人际关系类，他们的计划是，先把这些问题都问一遍，看哪些被回答得次数最多，就能慢慢聚焦主题。
第一个被突破的是个卖水果的阿姨。通过购买水果套近乎，阿姨向他们透露了重要情报，即社区里老人的日常活动情况，为他们后续找人提供了便利；再之后是一个盲人奶奶，她一开始语气很差，一直在赶人，但当李乐鋆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她的眼睛是看不清的；再然后是一个电工大爷，这次他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在大爷买菜的时候，在旁边观察了很久，发现他会说粤语，就找到机会凑上去加入买菜行列，大爷热心地帮忙翻译了几句，再和对方聊天就顺理成章了。后来，这个电工大爷也成了他们在田野里的“线人”，帮他们联系过好几位退休老人。
原本很厚的隔阂，好像就这样慢慢融化了。李乐鋆和她的同学们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观察过他人，“我们没有去思考过怎么跟他们这辈人聊天，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所以从来没办法去换位思考，当你真的去看他们需要什么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是我们把自己强加给他们了”。
他们甚至开始对调研环境有所反思。为什么同样是工人社区，去年的造纸厂就比今年的造船厂容易“打开”一点？也是在和老人们的聊天中，李乐鋆才知道，原来以往的造船厂都是军工企业，很多老工人都受过严格的保密训练，他们早已习惯了不对外人谈起厂里的事，而这些习惯延续到了老年。
他们运用的，是一种真正的“看”的能力。当涂渊和陈晓阳聊起“采风”的时候，陈晓阳也对比过这两种课堂的不同，回忆起自己30年前接受艺术训练时，参加过的采风活动。她想到，“我们去藏区、去甘南，可能要画大量的速写，但那时的我们看到的始终是景观，不会去研究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这些景观是如何形成的，那里的社会如何运行”。而如今她在给学生上先导课时，一定会再强调这两种观察的不同：“在美术学院，我们主要的工具是眼睛，画石膏、画静物，都在训练观察力；但进入大学，乃至大学毕业后，当你要去工作、去生活时，光是‘观察’就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的是‘生活的眼力’。”
像肖馺等人在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开展的宿舍和城中村观察训练，有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重要的不是让学生总结什么了不得的社会现象，而是想去解放眼睛，不受阻碍地记录眼前的一切。为此，在教师培训中，陈晓阳专门请了中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来带大家“走村”，学习如何理解一个村庄和社区，校内的读书会上，这些学艺术出身的教师还专门学起了社会学上的“考现”。
“考现学”是1927年日本建筑与民俗学家今和次郎发明的一个概念，与“考古学”对应，它强调的是对当下生活的记录、观察和实地研究。《今和次郎考现与采集》里，就收录了今和次郎绘制的240余张城市与乡村的手绘图，与一般的风景画或写生画不同，考现的对象，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无数平凡事物。比如破损的茶碗、茶屋的仙贝柜、点心店的镰刀挂板，但在描绘它们的时候，研究者真正关心的是与事物相关的社会关系、人的生活。
今年，梁励韵班上好几位同学的作品都是通过“考现”做出来的。一组同学在造船厂社区里和老人对话时，发现对方的衣服上有个泛黄的logo，一问才知道，这是老人退休前用过的工服。为什么一个人会在日常穿旧工服？从这个小物件开始，他们了解到，原来老工厂里不同的工种会有形式各异的服装安排，随着年代变化，工服的布料、颜色也有过很多次变迁。原本陌生庞大的工业遗产，好像也离学生们近了一点。
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事物，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人生。中国画学院书法专业的同学们很多都是从小开始学书法，最多时候一学期要用掉十几支毛笔，有时候练着不顺手，随手把笔扔掉也是常有的事。在课上，当老师提出他们的调研对象可以是毛笔的时候，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中国画学院的学生正在完成作业（张雷 摄）
指导教师黄业达问大家，记不记得经常来画室外面兜售毛笔的一位阿姨。美院学生常年离不开笔，阿姨稳定供货，彼此渐渐混成了熟脸，但谁都没想过，这个熟悉的阿姨叫什么，从哪来，她的毛笔又是从哪儿进货。
当组员们真正走进阿姨的家，看见一捆捆笔杆和羊毛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毛笔都是阿姨自己制作的。她是江西人，出生在一个有制笔产业的乡镇，婚后和丈夫一起在家做笔、卖笔，如今已经有十几年。“第一次做笔，阿姨说她赚了两块钱，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别人第一次做都会浪费很多毛，她不但没有失败，还赚到了钱。”学生王宝瑞记得，去阿姨家拍摄的那天，她就坐在阿姨的电动车上，两人漫无目的地聊了很长时间，也说起了青春时代和过往的生活。
中国画学院书法专业的学生拍下的阿姨制作毛笔的画面（受访者 供图）
后来，在观看过阿姨制笔的全过程后，几个同学想到，可以把那些没见过的小道具，梳毛用的小梳子、竹帘、刀具等等收集起来，就像陈列调研采集品一样，把它们拓印后陈列出来，这些物品里，就藏着阿姨和毛笔的日常。
而这些年轻人也开始重新审视每天陪伴着他们的毛笔。见面那天，他们曾打开画桌抽屉，一一向我展示自己的收藏，有的笔价格很贵，并不经常用，有的笔用秃了还舍不得扔。他们知道，这里的每一支笔都是经过无数个人的手，才来到自己手上。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5月中旬，课程进展到第二周，学校请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熊迅来上“纪录片拍摄”专题大课。课堂上，熊迅给同学们放映了青海牧民兰则拍摄的纪录片《牛粪》。在这部反映藏族人与牛粪之间紧密关系的生活纪录片里，导演巨细无遗地拍下人们用牦牛粪盖房子的样子、围炉子的样子，他们把牛粪做成在冻土上拴牛的地桩，做成牦牛或马驹的眼药，做成孩子们在冰冻的河床上玩耍的玩具……
那堂课的“抬头率”特别高。这是很多学生都没有接触过的观看方式。熊迅说：“把相机交给一个牧民，跟牧民说，你拍一下你的家乡，这个牧民就拍他们用牛粪混着土，做了一个可以储藏牛肉的、冰窖一样的东西。我们才知道，西藏的牧民们不认为牛粪是肮脏的，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工具。”
问答环节，书法专业的孙瑜抢到了一个提问机会。她问熊迅：“我没有镜头语言的基础，怎么表现一个独居老人的特质，比如孤独呢？”熊迅答道：“你不要先入为主地觉得他孤独。他不一定是真的孤独，而是你觉得他孤独。”
这句话震撼了孙瑜。他们小组的调研对象，是一位住在广州老城区的独居老人。老人70多岁，低保户，是个自学的“书画艺术家”，常年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家里，摆满他在废旧杂物上画的画和写的书法。小组几个女孩非常健谈，很快获得了老人的采访和拍摄许可，可是拍来拍去，问题出现了：在那间不过十来平方米、狭小潮湿、充斥着废旧纸皮霉味的房子里，大家第一时间注意到的都是老人极度拮据的生活状态。老人患有糖尿病，脚脖子和手指关节都已经发黑，肥胖的肚子上常常挂满汗珠。有一次，大家甚至看见他拿起一个布满棕色污垢的、像是涮笔筒的塑料瓶，往嘴里倒水。
这些镜头集中出现，片子的主题也变成了孤独和贫穷。孙瑜觉得不太对劲。
这也是老师们最担心的事情。出发去田野前，湾区创新学院的教师陈旻和搭档的邝老师编过一部情景剧，给学生们做模拟演练，师生像玩“剧本杀”一样，随机抽取角色。为了帮助学生适应真实对话，他们还贴心地在剧本里做了详细的支持系统，比如见面要先进行“客观信息类对话”，问“怎么称呼呀”“你的店开多久了呀”，每一种问句后，还贴心标注了粤语版本的表达。
但渐渐地，陈旻发现，学生们缺失的似乎并不只是打开局面的技巧，即使是在熟悉的现实场景中，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总是不清晰的，像蒙了一层滤镜，或是分辨率不高的相机。刻板印象和偏见，阻碍着他们对眼前事物的理解。
陈旻在戏中扮演的角色是习惯“打官腔”的管理人员，她还记得，那天随着她的表演越到位，学生们对她的态度就越恶劣，好几个学生甚至在提问中直接与她对峙，“说话方式很欠揍”。而在面对扮演“利益受损的老奶奶”的同学时，他们的态度就好得多，甚至脑补出“老奶奶很可怜，需要同情”的剧本。
“我提出孤独，是因为我们的视角是偏的，我没有用完全平视的眼光去看他。”孙瑜等同学面对的，也是类似的问题。看着粗剪视频，她会觉得自己是在“镜头霸凌”那个老人。
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她也说不清，只记得在他们的走访中，曾经见过这样的画面：他们走到巷口，见他搬了凳子，背对着防盗门坐在那儿，一个人慢慢地扇扇子。“挺安静的。他真的不需要电视，也不需要什么电风扇、空调。见到我们去找他，他就笑着向我们招手，招进家里去，他从来都很开朗。其实，他自己活得很开心……”
他们决定重返老人的小屋，像那位第一次拿起摄像机的牧民一样，重新去观察和亲历老人的生活。老人在他们眼里的样子变了。他们看见了他的画技，“你看他一开始画画了，就变得很快、很灵动，他很明确地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会特别连贯地写出来，他不会犹豫”，他们还看见了老人的琴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会拉小提琴，有一次听他提起，我们就请他拉小提琴，没想到一拉拉了那么多首”。
当学生们学会向他人投以真实的关注时，他们也真正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善意。有一天，他们陪老人一起去菜市场，一向节俭的他一声不吭地买了70多块钱的烤鸭和一大袋子当季荔枝，坚持把吃的塞到女孩们手里。
发现自己的偏见，也可能是展开真正观察的开始。湾区创新学院的学生曾研究过城中村里的理发店，今年，指导教师阮豪毅继续提议新一届学生从“头部档案”和“手部档案”中选择方向。一组男生原本想研究手部，阮豪毅建议调研美甲店，结果五个男生在网络上做完案头工作之后，吭哧吭哧跑过来要换组，“他们觉得做美甲的人都有点变态”。
阮豪毅没有同意换组的要求，只让他们暂时放下看法，试着去生活中真实的美甲店先看一下。结果，这群男生真的找到了一家全是男性美甲师的店，店里面还有一张“搓指甲赚钱娶老婆”的标语，“刷新”了不少同学的认知。最后，一个最开始提出无法理解美甲的男生，在店里做了生平第一次美甲。看着美甲师在一平方厘米的甲片上工作，描线、打磨、上色，坐不住的男生问对方：“你们这样子一直低头，会不会很累？”
当学生真正走进他人的生活，理解也开始代替想象，随之而来的，是更自然的情感和行动。“手部档案”里，另一个小组做的是手语调研。学生们在佛山找到一家听障人士打理的咖啡店，每次去都和店员学些手语，一来二去混得很熟，有一次在课堂汇报，他们对老师说，“有一次见大家手语打得飞快，原来是在聊八卦”。
那就是他们真正看见他人的瞬间。有一次，同学们在课上提到，店里经常有客人进来问Wi-Fi密码，但他们听不到，就会带来沟通上的麻烦。下次老师再去店里的时候，就发现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多了一个小手工装置，指向一块写着Wi-Fi密码的牌子，那是学生为咖啡店专门做的标识设计。
“我一下就知道，他们把自己‘做’进去了。”阮豪毅说。
湾区创新学院的学生在一家听障人士打理的咖啡店做田野调研（受访者 供图）
要手写笔记，不要PPT
2026年上“方法课”课前，陈丹和段志鹏商量着购买了一批笔记本。这两位老师对教学的投入，就像老鼠掉入蜜罐，给人一种怎么都不觉得够的感觉。只要学生们愿意向他们讲述，不管是课堂相关的内容，还是任何闲聊，他们都可以一直兴致勃勃地听。虽然教学任务很重，但只要学生愿意敞开一点，他们都会牢牢地“接住”。
开课的第一天，他们把本子发给班上的同学，希望大家把在田野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直接记录在上面，可以写，也可以画，但要用自己日常说话的语言，尽量手写。课堂汇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内容直接拿出来展示，不用再做PPT。为此，他们还找来了一台实物投影仪，能把笔记本投影到幕布上。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AI作业事件带来的影响，但这其实是一次精心设置的表达训练。经过一年的摸索，老师们发现，如果不在形式上做这些特别要求，当学生从田野回到课堂，回忆在那里看见的事情时，他们自己写出来的内容汇报，有时也和AI写的没什么两样——看见工人社区，就写“改革开放”和“城市变迁”；看见江边织渔网的人，就说这是“非遗技艺的传承”；看见街边小店里的厨师，就说“平凡人生活的艰辛和伟大”“劳动者是城市的未来”……在转述亲身经历的故事和场景的时候，他们好像总在下意识地思考如何总结，怎么“上价值”，怎么提供宏大意义，真实的情感和触动被抽离了，只剩下干燥的结论。
陈丹和段志鹏讨论过许多次，问题的成因比想象中复杂。也许是求学阶段的语言训练，也许是学生缺乏描述个人感受的空间，又或者他们心里有个内在“审查者”，让他们无法把真实的感受暴露出来。想来想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他自身的经历无法打开，这些经历的滋味很复杂，但无法被理解，同时他也很难处理其他人生命经验里的故事，所以落在纸上，就只好留下‘小确幸’”。
也许，在解放眼睛之后，下一步需要被解放的是语言。
今年在给全年级上田野观察的先导课的时候，段志鹏给大家讲了杜甫的《石壕吏》，曾经在咨询公司工作过，非常擅长做PPT的他，那天主要就展示了一页PPT，内容就是杜甫的诗歌全文。“我当时就想带大家去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处在安史之乱中的人，你要怎么去做这种田野观察。显然你不可能去解决战争的问题，你也不能采访到唐玄宗，那你要怎么去呈现眼前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杜甫就是拿着一个 GoPro正在记录，他为什么选择拍这些，而不是拍别的？”
回到小班的课堂，他还曾把《樱桃小丸子》漫画当作阅读材料，希望带学生看看画家是怎么通过具体的行为、场景来表现一个大的主题。“要展示‘我的家很穷’，作者用了很多切实的叙述，比如写家里没有暖气，就写冬天的时候只能全家围着一个暖炉坐着，写家里刚买了电话的时候，爸爸非得找人打电话聊一下。”学生的汇报课，陈丹和段志鹏就让他们依次走到幻灯机前，反复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写了‘这个人很孤独，能不能展开说一说？你说‘今天很有收获’，能不能谈谈具体是哪些收获？”
这样的课当然需要长时间的对话，同学们思绪纷乱，有时一个人就要讲十几分钟，但陈丹和段志鹏不去打断，有时他俩会像侦探一样，从他们的分享里寻找蛛丝马迹，段志鹏甚至帮学生整理过田野录音。他们只希望，学生把分析的层级“往下拉”，拉回“日常语言的范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用一种触觉、一个动作，抵抗抽象的概括，“这会让人知道自己到底在观看什么，在关心什么”。
“5月27日5点49分，我们在二平天桥向下看，发现收垃圾的阿姨，一栋楼下的垃圾回收处很乱，到处都是瓶子，阿姨默默地收拾。”
“5月20日8点22分，即使下雨了，一楼附近的保洁大叔还是会出来扫地，戴着草帽，挥舞扫帚。草帽戴久了并不防水，但是落叶是一定要清扫的。仔细看发现扫帚上用黄黑警示带缠了一圈，为了让竹制的扫帚不那么扎手，这挺让人动容的。”
“阿姨很讨厌这些鸭鹅的排泄物，她的工作范围是绿化带和石板小道，不应该有鸭鹅的排泄物，但最近生小鸭子了。学生的作品摆在那里对她也是个难题，不知道是该扔还是不该扔。”
以上这些，来自陈丹班上的一组同学的田野笔记，看得出，他们描述的对象是校园里的工作人员。在手写的记录旁，还有他们为受访者画的速写，简单几笔，都是瞬间的神态。这些来自现场的零零散散的观察和感受，让两位老师很动容。“讲述出来，就是一个意识上的转变，能说明你的注意力放在了那里。”段志鹏说。
“当你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向其他人讲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组员之一龚叶萌发现，“再讲一遍，总能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有一天早上，她在校园里碰见一位保洁阿姨在扫地，当时只是看到那个阿姨好像很漂亮，直到组内讨论的时候，她才突然反应过来，那位阿姨好像戴着一个头饰。“我说：‘等一下，环卫工居然戴着头饰？好神奇！’我想，因为要和别人介绍，你就会想把最触动自己的东西说出来。平时我们周围的同学，穿的都是漂漂亮亮的，但是当你第一次碰到一个戴了头饰或者化了妆的清洁工，她的手和衣服又是脏的，这种矛盾会给你一点新奇和触动。”
有了这种触动，好像也没必要再升华什么“清洁工很辛苦”的价值。为了这次调研，长期晚睡晚起的同学们起了五六次大早，时间的小小错位，足以让一个不曾想象过的校园在眼前展开：食堂运货的大哥穿着印有美团标志的黄色马甲，一边卸货一边跟自己朋友打电话；垃圾桶的旁边有晾晒的衣服，说明是有人住在垃圾站里。环卫工人们早上7点的时候最活跃，他们有的在食堂买早餐，也有的在角落“摸鱼”……“他们不再是刻板印象里永远在扫地的一群人，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性格，他们可以很勤劳，也可以活得很热烈，只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而已。”
调研结束后，组员黄欣悦有一次在回学校的路上遇见过一群环卫工，大家正围成一圈，站在人行道旁聊天，非常热闹。刚做完关于环卫工的作业，自觉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认识的她，不由自主地向他们望去。如果是在校内，那些受访者或许会回看她，或者直接上来问有什么事，但那天，当她从那群人中间穿过的时候，只有一位工人坐在车上，很随意地瞥了她一眼，“就好像是他在想‘好吧，又有一个人来盯着我’。然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个世界终于不是围着我一个人在转”。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35期封面故事）
第二章 ：缺乏社会经验这一课，现在来补！
第三章 ：那些共同经历的情感体验
第四章 ：即使大一的生活是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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