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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赢生命周期 创新药的逻辑」
医药研发多是针对药企母国的疾病特点——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健康，不能全靠进口创新药，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创新药崛起的起点。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底子薄，“缺医少药”曾是几十年的困境。生物医药作为一个典型的高科技领域，崛起犹如空中起跳。它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后，从代工积累经验，依靠规模化和技术迭代把成本降到极致的故事。它依靠的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计划，特别是专利保护、药审药监、资本闭环，以及高技术人才的回流。这是一个21世纪中国的创新药如何崛起的故事。
难治性肿瘤的突破性进展
早上8点刚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里2/3的空地都站满了人。我穿过人群，奔着电梯方向走，右手边有一道不起眼的白色铁门，铁门的背后就是Ⅰ期临床病区。Ⅰ期临床病区主任沈琳同时也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原副院长，她带领的团队，在消化道肿瘤领域，已经主导了多项全球多中心研究。中国创新药的前锋推到了什么位置，跟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研究型病房和临床试验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的病人和家属（黄宁 摄）
消化道肿瘤在中国是一个高发癌种，但新药不多。Ⅰ期临床病区副主任龚继芳说：“我刚工作的时候，基本上病房里半年就要换一拨病人。虽然医生要跟病人保持一些距离，否则诊疗带上个人情感会受影响。但大家来来回回就成了很熟的人，如果他无药可用了，你告诉他回家吧，这不是很残忍吗？”
因为这样的临床需求，沈琳在消化道肿瘤领域做了超过30年的研究。2026年6月，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上市，用于治疗CLDN18.2阳性、HER2阴性，且经至少二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这款由科济药业李宗海团队研发的创新药，获批的关键临床试验，就是由沈琳教授牵头的。CAR-T的全称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
CAR-T在血液瘤领域已陆续在全球上市了多款新药，实体瘤却一直没有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Ⅰ期临床病区副主任医师齐长松，是实体瘤CAR-T临床试验的核心执行者，他说：“全球从2002年、2003年左右，就有实体瘤的CAR-T临床试验，到我们开始临床试验的2017年，发表的数据和没有公布的数据，有效率不到10%，就是治疗十个人，平均不到一个人有效，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因为实体瘤的一些靶点在人体的正常组织中也会表达，CAR-T去攻击这些正常组织，甚至会有致死性的反应。”
2026年1月26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工作人员对CAR-T细胞取样检测（视觉中国 供图）
临床试验并不是把药用到患者身上，病好了就是有效，病没好就无效那么简单。药品使用说明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保证患者安全的情况下，试验出来的。齐长松说，原本他们的团队就对CLDN18.2的靶点有一些研究，再从过去实体瘤CAR-T为什么走不通去反推，最主要的一步是要解决肿瘤组织周围的物理屏障。“肿瘤周围会有一个包膜，它会导致CAR-T没办法进入肿瘤组织内部。我们经过一步步筛选，发现了一个我们的常用药白蛋白紫杉醇，能够帮助清除包膜。所以，我们在给患者回输CAR-T之前，先打低剂量白蛋白紫杉醇短暂清除包膜，使得CAR-T更容易浸润进去。”
这个叫作舒瑞基奥仑赛的CAR-T目前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市。媒体陆续报道新西兰、新加坡、美国等国的病人飞到中国来接受治疗。而就在不久之前的过去，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患者到国外去治病的信息。
2025年11月，广东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淋巴瘤科成功为近60岁的淋巴瘤患者实施CAR-T细胞治疗（视觉中国 供图）
创新药行业把2015年看作“中国创新药元年”，短短十年时间，行业发展迅速。2019年，中国创新药商务拓展（BD）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金额约10亿美元，到了2025年，全年交易总金额超过1377亿美元，首付款70亿美元，交易总量157笔。2026年上半年，完成了81笔出海授权，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去年的80%。今年9月份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里，生物医药产业从过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新兴支柱产业”的行列。
创新药是一个“长周期，高成本，低成功率”的行业。过去二三十年欧美生物医药行业流行的说法是“每种创新药平均研发周期十年，耗资约十亿美元”。那么，我们的创新药行业是如何犹如空中起跳，跨越发展的？它除了财经新闻里天文数字般的BD收入，又会给大众带来怎样的影响？
创新药的两大支柱：专利和数据
科济药业和北大肿瘤医院开始接触的2017年，CLDN18.2靶点上有一家德国biotech（生物科技创业公司）的单抗分子正在临床试验。齐长松说：“这个药当时在国内是没办法拿到的，就没办法惠及中国患者。”创新药的研发，首先考虑的是母国患者的需求。龚继芳是北大肿瘤医院最早参与临床试验的医生之一，她说：“我们有些肿瘤只在中国发病率高，欧美就不愿意做。最典型的是食管癌，我们是鳞癌多，欧美是腺癌多。我们刚开始做试验的时候，是做跨国药企的新药，试验方案都不听我们的。那个药做出来的结果是阴性的，因为国外的方案是鳞癌、腺癌混在一起了。后来，我们自己做，全要鳞癌入组，结果就非常好。”
发展创新药产业不仅是经济目标，而且是战略问题。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前会长、首席专家宋瑞霖参与和亲身经历了很多关键政策的出台。他说：“它背后有很强大的社会目标，就是建立健康中国。提高人均寿命，医疗技术和药物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十几亿人维持健康，靠进口药，风险是不可想象的。”
德国美天旎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管路装置的密封性。该公司生产的细胞治疗产品用于癌症患者治疗，主要市场在美国（高品图像 供图）
生活在一个追赶型的制造业大国中，大家对产业发展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创新药要崛起，逻辑上跟发展其他制造业却不一样。一般制造业的竞争力来自效率和规模，通过工艺迭代、规模扩张、产业链协同，把产品的价格和性能做到极致。创新药本质上是要做出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分子或者疗法，整个过程被严格监管，并且它要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买药是为了治病，价格便宜不是最吸引人的因素。创新药的竞争力来源于能做出新药，数据被认可，在专利期里能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
现在回头看，中国创新药发展，一个核心是解决专利保护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告别缺医少药”，一直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宋瑞霖说：“我们在药品专利问题上纠缠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当时有一种声音，强化专利保护，会遏制仿制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专利变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保护专利的最后一块拼图是在2017年彻底拼上的，当时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42号文件），它被看作鼓励创新药发展的基础性文件。从长远看，做好专利保护对仿制药的发展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因为仿制分为仿标准和仿产品。比如，当年石家庄奶粉事件就是只看蛋白质含量是不是符合标准，不管蛋白质是哪里来的。仿产品，就要做生物等效性、质量一致性评价。药品的仿制不像普通工业品，只要能买到一个成品回来，做逆向工程就可以。宋瑞霖说：“如果不保护专利，国外创新药就不敢来，你就买不到标准品做一致性评价。标准品必须是原研药上市后从合法渠道购买的。这导致了十年前中国仿制药和原研药之间出现质量差异。为2015年开始的国家搞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埋下了伏笔。”
《问心2》剧照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创新药的数据能够被认可，新药才有被国际市场认可的前提。中国做创新药一开始眼光就是瞄准国际的。2008年，“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认为，创新药研发最终是面向患者的，不能完全在实验室里。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宋瑞霖被选为执行会长。宋瑞霖说：“成立药促会之初，我特别去华盛顿访问了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美国在医疗创新领域独霸全球，我们必须研究它。”他还专门研究了美国创新药崛起的制度基础，曾经应邀去药监局做过专家分享，并且在出台相关政策时给出意见。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前会长、首席专家宋瑞霖（于楚众 摄）
2017年，国家药监局加入了国际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协调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ICH的指导原则，涉及临床试验质量、统计分析、药物警戒、多区域临床试验、非临床安全性、药学研究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等。中国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在2015年才发生过因临床数据不规范、不真实，而主动撤回超过80%药品申报的“722惨案”，用国际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临床机构，是需要魄力的。宋瑞霖说：“当时药监局眼光很长远，他们认识到总是顾及队伍末梢的水平，想着最差的怎么办，我们没办法往前走。我们应该让水平最好的发展得更好。”
海归人才
在搭建创新生态的同时，创新药产业想发展，还需要能做出新药的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行业是从乡镇企业甚至小作坊起家的，通过代工积累工程经验，成为一方霸主。生物制药的起点完全不同，它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研发投入占增加值（或产值）的比重”统计，在制造业中，它仅次于航空航天，高于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它也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产业，根据中国食品药品网援引的行业研究，以辉瑞为例，它在全球共有4.8万名研发人员，博士学位占28%。随着单抗、双抗、ADC、小核酸等药物模态的变化，复杂程度还呈指数级的上升。
创新药的高起点，是依靠顶尖人才回国创业达到的。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批最有才华的本科生、硕士生出国深造。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里，这被看作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损失。但到了2000年以后，迎来了“出国潮”的后续，这批留学生陆续有人回国创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在《新时代的阿尔戈英雄：人才流动与创新扩散》中，把这种回流称作“人才循环”模式，凭借在美国学习的技术、管理经验、风险投资理念和广泛的人脉，他们在本土建立起充满活力的技术创新中心，并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互利的双向联系。
2026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观众在阿斯利康展台了解创新药品（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视觉中国 供图）
生物医药是这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型国际分工最典型的例子。亚盛医药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杨大俊说：“1980年代到2000年之前，是全球生物医药发展最迅速的20年时间，我们这帮留学生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分子。当时发论文最多的是中国学生，从助理教授做起最早能够拿到教授席位的是中国人，在学校里看专利的大部分也是中国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企业。”
在生物医药领域，留美学生在1995年就成立了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杨大俊就担任过第八任的会长。单单这个协会里，除了杨大俊以外，娄竞回国接手了家族企业沈阳三生，倪健是原美国HGS（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科学家回国创立生物技术公司，陈以旺回国任福建医科大副校长并创办医药中心，彭朝晖回国研发出世界首个获批的基因治疗药物。
亚盛医药在2025年7月获批上市了一款新型口服Bcl-2选择性抑制剂利生妥®（利沙托克拉）。这是中国首个获批的原创Bcl-2抑制剂，也是全球第二款获批的Bcl-2抑制剂。它还获得了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五项孤儿药资格，正开展四项全球注册Ⅲ期临床，其中多项为美国FDA、欧洲EMA、日本PMDA批准。
《急诊科医生》剧照
亚盛的核心技术，是围绕细胞凋亡调控通路靶点的研究，包括Bcl-2家族蛋白、IAP靶点和MDM2靶点。它们全是难啃的骨头：Bcl-2很长时间被看作一个不可成药的靶点，它从1985年被发现，到2016年全球第一款靶向药物获批上市，隔了30多年的时间。而靶向IAP和MDM2的小分子药，全球直到现在还没有药物获批上市。全球范围内仅有极少数企业，能够同时在这三大凋亡调控方向推进临床阶段研发管线，亚盛是其中之一。
杨大俊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美国biotech创业之路。创业之前，他是密歇根大学副教授。2002年，杨大俊的研究成果申请了专利，被推着开了公司。他说：“我们系主任，也是我们癌症中心的主任，是个犹太人，认识很多投资界的人。他说我应该去开公司，就介绍了几个风险投资人跟我聊。”
《问心》剧照
杨大俊最早是作为这家美国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回国的。2005年，他在上海张江建了中国研发中心。2008年金融危机，杨大俊结束了美国那家公司。他和团队自己掏钱在2009年成立了亚盛。“我们当时想法很简单，觉得花了五年时间打造了一个中国的研发团队，放弃了很可惜。”
实际上，杨大俊带回中国的，不仅是国际一流的科研能力，还有生物医药产业复杂的规则和标准，以及跟FDA、EMA等监管机构沟通的经验。他说：“我一开始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培养我们的科学家，从试验记录本的规范开始。我们的沟通都是用英文，记录也全部是英文。”除了带团队，创新药需要生态，他也想让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与亚盛一起成长。杨大俊说：“2008年，我们在中国做的临床前研究数据包，报美国FDA，30天审查期内没有任何质疑，一次性通过，允许进入临床试验。因为我们早期跟国内机构的合作，是培训他们。比如说GLP试验，在美国，药企合作前，先按规范清单检查，不合格的就不跟你合作。我们的做法不是淘汰，而是帮着你找问题，让你合格。”
市场化资本的力量
杨大俊回忆，2004年自己第一次回国考察，简直像开着快艇就冲过来一样。“初衷是想回来做临床试验，但坦率地说，20年前中国还不具备临床试验条件。我带着董事会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是选路径，比如说我要去上海的某些医院，路径选不好，旁边是菜市场或者老楼。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人家来了看到很破旧，印象不好。”
《我的后半生》剧照
杨大俊是大学教授出来创业，用他的话来讲“无知者无畏”。现在回头看，岂止是不具备临床条件，那时候在中国做创新药，犹如在荒地上种庄稼，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特别是对创业来讲，资本很重要，但当时很冷清。杨大俊和合伙人凑的钱，很快就花完了。他是在2010年，从沈阳三生制药拿到天使轮300万美元的投资。
伴随着PD-1/PD-L1等新疗法兴起，部分市场化资本开始关注中国创新药的长期机会。高瓴创始人张磊曾经在一次公开课上回忆：“高瓴为什么在2014年就知道投创新药呢？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投PD-1/PD-L1这种免疫疗法。2012年、2013年，我就带着好几个企业家去波士顿，跟实验室的科学家一起讨论新型的免疫疗法靶点。”2014年7月，全球首个PD-1，百时美施贵宝的“O药”在日本上市。2014年9月，默沙东的“K药”获得FDA的批准。高瓴也在当年11月，领投了百济神州的A轮融资。百济神州的PD-1是在2012年启动的。
在PD-1/PD-L1这个方向上，高瓴还投资了恒瑞医药、君实生物和信达生物。即便如此，当时的创新药不算是对资本很有吸引力的领域。宋瑞霖说：“资本的退出机制决定了它进入的信心，那时候只有纳斯达克接受零收入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中国的基金基本上都是七年要退出的，创新药的研发通常需要十年时间，十亿美金。七年药还没批出来，投资不能死在你的项目上。”
高瓴倒是持续在投资生物医药领域。高瓴创投合伙人常楠楠说：“从风险投资角度看的话，不可能等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再去干，那就不是早期投资的机会了。2013年前后，高瓴已经从互联网和新消费等领域的投资中感受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机会，也判断药物研发领域同样可能迎来这样的变化。”
2016年，美国纽约，一名癌症患者在妻子的陪伴下注射免疫治疗药物Keytruda（可瑞达）（视觉中国 供图）
高瓴的做法是，判断长期方向是否成立，找到最有可能把事情做成的团队，提前参与进去。除此以外，高瓴还扮演了“查缺补漏”的角色。比如说，在中国发展创新药的早期，行业里最缺乏的是懂得做临床试验的总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当时，中国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给患者看病，而PI则要对试验的科学设计、执行质量、受试者的安全负最终责任，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培养一位顶尖PI，往往需要十年以上。
高瓴在2017年建设了高博研究型医院体系。高瓴投资董事总经理、高博医疗集团董事长张劼铖回忆，“我们判断，中国的biotech一定会起来，首创药物会越来越多。一旦进入无人区，没有方案可以参考，最先卡住的就是临床研究，尤其是早期研究。”高博的团队一年去了三四趟梅奥诊所，又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逐个科室调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在中国也办一家专为临床研究和疑难重症而建的医院，把临床研究做成一项专业分工。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容易被理解的决定。高博医疗集团CEO郑晓宇说：“医院投入重、周期长，回报要十几年才有可能看到，但我们觉得一定要做。高博从血液病起步，近年又延伸到实体瘤和脑科学，选的都是现有疗法最不理想但创新最活跃的方向，越难越要做。”发展到今天，高博在中国已经有了七家医院，也培养、吸引了一批临床研发方面的资深专家。这些医院服务了百济神州、传奇生物等多家创新药企，也跟很多公立医院战略协作，通过专业团队扩大了头部专家产能。
投资机构和创新药企在2018年等来了政策，香港证券交易所在《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指出，允许未盈利的生物医药公司上市。香港证券交易所在2018年前，总市值里最大比例是金融和地产，创新公司比例远低于纳斯达克、纽交所等等。这种单一结构削弱了港交所的国际竞争力。当时港交所正在研究零收入的新技术公司可以来上市，中国药促会得到这个消息，认为生物医药很符合港交所的条件。
《谢谢你温暖我》剧照
宋瑞霖和时任药促会投资专委会主任委员的田源博士带领团队去香港，与港交所讨论让生物医药先来港交所的可能性。这次会面确立了港交所零收入医药企业上市规则，直接让中国医药的融资爆发了。香港一下就变成了生物医药融资的高地。香港特区政府也意识到了生物医药的地位，两任特首的施政报告都把生物医药作为香港未来的支柱产业。其后，国家宣布在上海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生物医药也是主要受益的板块。
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和上市（IPO）形成资金闭环，涌进来的钱托举出中国创新药的第一波高潮，2018年到2021年，累计获批的国产1类创新药有71款。有投资人向本刊回忆：“2020年、2021年的时候，跑到学校里面找项目，显得科学家都不够用了。”
创新药的起点，药审改革
宋瑞霖在上世纪80年代毕业之后就进入国务院法制办工作，长期从事卫生与医药政策、法律研究。“1992年，我就去了瑞士巴塞尔的罗氏（Roche）总部，看了之后，我心里明白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当时我国还没有真正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但在罗氏的生产车间里，我第一反应是穿着衬衫在地上打几个滚，是不会有尘土的。这就是代差，现在回头看，我们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了西方几十年的路。”宋瑞霖说。
这条路是边走边修的。2000年以后，陆续有华人科学家归国创业，风投还没全面启动时，是各级政府用支持科技创新资金扶了一程。宋瑞霖说：“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地方政府和园区给了很多启动资金，设备也买好了，可以免费使用。大家就回来做。”2008年，“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聚焦十类重大疾病，分为关键技术研究、创新体系建设等五大板块。
《玫瑰的故事》剧照
研发启动了，后面的堵点是陆续打通的。创新药的特点是“十亿美金，十年时间”，宋瑞霖说：“研发需要很长时间。很多东西是产业化之后才会面临的。”“很多东西”，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药品审评的积压问题。宋瑞霖说：“那时候平均一个药在研发过程中，有四到五年时间在药监局里等待。因为药监局要求Ⅰ期做完来排队批Ⅱ期，Ⅱ期做完来排队批Ⅲ期。”
对于急需用药的患者来讲，审批时间过长导致中国新药上市晚，甚至有人去海外代购。对于中国的创新药企来讲，这四到五年的等待时间，可能就是一场生死劫。创新药是一个时间敏感型的行业，如果面对的是同靶点多管线的竞争，上市时间晚会让中国公司直接被淘汰出局。专利也不等人，它是从研发起算，审评积压几年，专利保护的赚钱时间就压缩几年。如果是拿投资的创业公司，审批积压也会影响融资和上市。
2015年7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要求当时已申报、待审的药品注册申请开展临床数据自查，不真实的要在2015年8月25日前主动撤回，否则查出造假将面临三年禁报、列入黑名单。结果，主动撤回加上核查不批准的申请超过80%。这件事被医药行业称为“722惨案”。
撤回的过程中，各方都很痛苦。宋瑞霖说：“企业会认为，我把钱给医院了，医院临床数据不真实，后果是我承担。但如果不撤回，药监局就要通报医院。医院是渠道，药企不能得罪。”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时，宋瑞霖从美国考察创新药回来，在一次研讨会上，他与当时的药监局局长相识。“我们聊过，临床数据不真实的根子不在企业上，而是因为大量仿制药在按新药的要求做临床试验。这就像在教室里考试，有标准答案，才能一块互相打小抄。创新药的临床试验是探索性的，没有标准答案怎么造假？”
从解决积压问题开始，一系列药审改革展开。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把“新药”进行分流。改革前，“新药”定义是“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改革后，“新药”定义是“未在中国境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这就把“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改剂型为代表的低创新药等“有标准答案”的药品清理出审评通道。同时，该文件把仿制药定义为“仿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药品”，仿制药不再要求完整临床，但必须做一致性评价。
“新药”的重新定义，不仅疏通了药监局那些积压的审评，对创新药产业发展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艾伯乐今年接受采访时，把中国生物医药崛起归因于一系列精心执行的计划，其中一条就是“有能力的监管机构，在科学上区分垃圾与钻石”，识别出了哪些项目有科学价值，哪些只是重复研发。
“722惨案”是一个转折，因此，创新药行业把2015年看作中国创新药的元年。一场为期十年的快速崛起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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