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铮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吕铮今年46岁，一直在做警察，干过派出所、经侦、境外缉捕等多个警种。 如今，他笔下已经攒出一个“警察宇宙”：经侦、猎狐、刑警、预审、“字警”、特警……一部接一部被改编搬上荧屏。
文｜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责任编辑｜刘悠翔
吕铮的时间得计划到每一分钟。
早上6点40分玉米下锅，15分钟里他边刷牙边听完一个讲座切片，然后把面包和牛肉切好，喊儿子起床。7点10分两人一起出门，走两公里送儿子上学，吕铮再独自走五六公里去单位。有时候一边遛弯儿，一边对着手机录音，讲自己脑子里蹦出来的故事，又或是模拟着两个角色讲台词。
视频号里，他总步履匆匆，一口北京腔穿梭在胡同里，和擦肩而过的中年人无异。现实里一眼望去，却明显一副警察体格，他剃着平头，后背笔挺，眼神警惕着四周，一秒就能切回预审时的状态，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像老鹰锁定了猎物。
吕铮今年46岁，一直在做警察，干过派出所、经侦、境外缉捕等多个警种。二十年前，他在新浪博客上自我介绍：O型血，属猴，狮子座，先天肺活量不足，业余爱好写点歌、写点书，挣点散碎银两，贴补家用。
如今，他笔下已经攒出一个“警察宇宙”：经侦、猎狐、刑警、预审、“字警”、特警……一部接一部被改编搬上荧屏。《梦探》刊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8期，是他第一本科幻小说，主角还是警察，借助一款梦境游戏重返20年前的案发现场。
故事里都是案子，但吕铮说自己写的是人，每本书里是不一样的警察，不一样的处境和活法。而吕铮自己，也借此“玩儿了起来”，解锁了一关又一关。
从一首歌开始
被称为“公安作家”或“警察作家”，吕铮不太乐意，他觉得自己就是业余写作，“当一爱好”。他从不在上班时间写小说，可还是遭到同行非议，说他不务正业。
在警察队伍里，吕铮就像《藏锋》里的谭彦一样，算是个“异类”，体能不算太好，文笔却相对出名。2000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挨个问新来的有什么爱好，他说“我爱好写歌”，屋里哄堂大笑。
这种格格不入从16岁进警校就开始了，男孩们大多练拳击、打篮球，而他写歌，不少人奚落称，他一个“武夫”，怎么还弄文舞墨。
不过吕铮没打算改，那年全校合唱节，他写了队歌，词曲和指挥都是他。上台前，他借了套合身的警服，戴上一只白手套，站在千人大礼堂的舞台上，底下“哗”地全在问“谁啊谁啊”。后来曲子拿了全校第一，队主任拿着白板把歌词喷绘在宿舍楼道里，一届人看了四年。17岁，他又写广告歌挣了1700元，于是拿着这笔“巨款”请全队吃饭，食堂酱骨头五毛钱一根，他把一盆全包了，同学扑上来抢，“那场面像放出去一群猎狗”。
工作后，吕铮用业余时间写作，第一本小说《黑弈》成了。稿子是他一家家出版社敲门投出去的，有一次见到一位副总编辑，对方趿着拖鞋，听这个年轻警察讲了一个多小时案子，把稿子收下，说稿费只能按字数算，几千块。吕铮说行，有钱就给钱，没钱不要钱也出。样书到手那天，他抱着几本，在朝阳门外的街上狂奔，“仿佛世界都亮了”。
2011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给全国公安系统第一个培训名额，单位推荐了他。但回来后，曾经接手的案子都被分走了，他只好今天跟这个组，明天跟那个组，两年时间里也抓获22个犯罪嫌疑人，立了二等功。
但他依然被冠以“字警”头衔，常有人说，“案子还没破完，他出什么小说啊”。每到职业生涯关键节点，这种声音都会更大。
吕铮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找机会擦亮自己
2014年分水岭到来，吕铮写作这件事终于可以摆到台面上来。
生日那天，他成了公安部猎狐行动宣传组的成员。但刚开始，许多大案，通讯稿只能写两百多字。他主动请缨写报告文学。由于保密原则，他提议把劝返、缉捕的案例时间模糊、人物化名，然后写成连载。
时任领导放手让他干。吕铮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日常工作照做，但每周一篇五千字，一篇都不能少。这是他给自己“码的活儿”，写的是命题作文，什么是缉捕，什么是劝返，什么是引渡，什么是自首；各国、各省要平衡，每位队员也要平衡。
有时凌晨两三点，境外工作组落地，吕铮也跟着到办公室听汇报，听乌干达的风土，听菲律宾的街景，听那些从没上过新闻的细节。很多国外城市他没去过，就问队员们当地到底什么样，当地人穿什么，街上有几辆车。靠着这些零碎描述，加上媳妇买的旅游杂志，吕铮在稿子里把街景一点点拼出来。
两年多时间里，吕铮写下四十多万字，连载六七十篇，《法制晚报》、凤凰网、《啄木鸟》杂志每周等着刊载。白天参与抓捕，写所有归国人员的简报、文书以及通讯，剩下能写报告文学的时间只有两天，写完还得走流程，报领导、审核、脱密。他后来把这段时光比作《七龙珠》里的精神与时光屋，“就是修炼啊，进去一天就是外边一年”。
写作发生在一切缝隙里。从成都押嫌疑人回京，30个小时的火车路途中，两个老民警轮着睡，吕铮睡不着，干脆掏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写。对面就铐着犯罪嫌疑人。
“一生中擦亮自己的机会，可能就那么几次。”吕铮认为自己把握住了机会。2016年离开猎狐办之后，他学会了在任何条件下按任何要求写。审查、脱密、命题作文、门类平衡，这些曾让他痛苦的规矩，把他从一个凭兴致写作的作者磨成了职业写手。
很快，吕铮用年假时间写完《三叉戟》，三个快退休的经侦老警察，浑不吝，相互算计，遇事又拧成一股绳。那是他结束“功能性写作”后第一次写自己想写的故事，也是首个他参与编剧并上了卫视黄金档的故事。
剧集《三叉戟》（2020年）中的三位主角。（资料图）
拿惊险奇特当糖壳
作品登上荧屏之后，他几乎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前些年现实主义题材大热，影视从业者一窝蜂地上。有次参加作品改编会，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平台的人和制片人商量，说他写的案子跟时代不接轨，干脆换成当时的一个重大事故。他一进门就冷了脸，问他们该事故归哪个警种管？“刑警不管，归应急管理部，移送了犯罪归治安，治安不预审。”吕铮说完，对方不说话了。
吕铮的素材全从现实里来，这也是他最较真的一条：故事得在现实里站得住。他不愿意重复，也不能接受委托创作，不按别人的大纲写。
根据吕铮小说《藏锋》改编的同名剧集（2026年）剧照。（资料图）
他曾经办过一个经侦案件，一个家境贫寒的人职务侵占数目颇大，钱放着也没怎么花，审讯时他对吕铮说，北京太大了，他之所以做这些事，“只是想找点存在感”。也有刑警曾对吕铮提及自己办的大案，顺口说出一句，“刑警就是行”。
每年，吕铮采访不下几十个人，同行、朋友、当事人，聊出来的金句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小说《小人物》里，“职业闭店人”的情节只有五千字，但他为此采访了十多个人。“什么叫职业闭店人？（当时 ）新闻报道里没有，百度百科里没有。我凭什么让读者掏钱买我的书？凭的就是这些从生活里捞出来的信息量。”
台词有时甚至是吕铮自己“演”出来的。碰到人物对话，他可能会空出那一千字，等第二天送完孩子步行去单位，就一路开着讯飞语音，一人分饰两角即兴演绎，聊到兴头上一两千字，回去把口语修改成书面语，“聊出来的台词，比坐在电脑前写出来的精彩”。
吕铮的故事不写宏大叙事，他只从“人”出发。
《无所遁形》写一个外号“瞎猫”、眼神极差的警察，在电子监控、天眼追踪的年头，偏要用传统跟踪手段干掉高科技；《大风暴》以坏人为主视角，“你们玩血腥暴力，我玩不见血的罪”，吕铮说，书里一个扛下八条人命的杀人犯，其实“只”杀了一个人，还是自己至爱的人。
“拿惊险奇特当糖壳”，他说自己写作，是要让人吃着糖，快吃完才发现里面略有一点苦涩，“哦，那是人性和时代”。
把时间利用到极致
行业很快被AI改变。吕铮的《梦探》出版前，出版社编辑告诉他，现在来稿都得先过一遍AI，70分以上编辑才看。而吕铮自己也早在两年前，就被一个平台找到，他们希望吕铮把他写过的所有书投喂给AI，然后拿AI生成的大纲接着写。他觉得好奇，就借了朋友一台配置高的笔记本电脑，将这个软件装上。
但还没开始，吕铮自己先停了，他觉得自己每本书之所以能被读者喜欢，就是因为和上一本截然不同，若是沿用过去的逻辑写，肯定完蛋。次日，他卸了全部组件，给平台方回了消息：我不玩儿了。
吕铮仍然在现实里汲取素材。为了方便，他特意买了块智能手表，听到有趣的情节就偷偷按下录音键。写作前，就把这些素材杂糅成十几万字的台词、意象和人物，打成纸片扎在白板上，每天上班前重新讲一遍故事，再调整排列，最后理出一份几万字的大纲。
为了继续做好这个“业余作家”，吕铮只能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他说，把时间全部用满，“人生也就拉长了”。
孩子出生时，他就预判其在六七岁时需要大量陪伴，于是在孩子三岁前玩儿命地写了两年。如今，陪儿子是生活里最大的一件事。孩子七岁那年，有天正在家里写作业，嘴上哼出两个乐句。吕铮听见了，让他放下笔，来把音乐弄完。孩子坐到钢琴前，把整首曲子弹了出来。
那一夜，孩子的作业没写，书也没看，但吕铮觉得特别值得。后来他为这首曲子填了词，以父子合作的形式创作出《风中之鸟》这首歌，歌曲由儿子演唱，并用手机拍了支MV，投给了中央音乐学院“蓓蕾杯”的全国征歌大赛。还是小学生的儿子最终拿了奖，获得一万元奖金和一张奖状，还在音乐学院的舞台上进行了演唱。
吕铮特别希望孩子能有一个信念：我在七岁就写出了好歌。“让一个孩子觉得自己行，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就像我16岁那年，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写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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