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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艾恺（Guy Alitto）被公认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在汉学圈乃至学术界，他的代表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早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

不过，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艾恺作品还是《这个世界会好吗？》。上世纪80年代，艾恺与梁漱溟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并作为访谈者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梁漱溟的晚年口述。书中的谈话基本保留了录音转写的原貌，这种未经雕琢的真实感，让读者得以越过思想家身上的光环，看到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梁漱溟。这种真实感和亲近感让这本书真正“出圈”，成为那些年各家书店始终摆在显眼位置的畅销书。

1980年，艾恺第一次到访梁漱溟在北京的家。梁漱溟认为他个人的看法并不重要，却将艾恺视为西方世界的代表，不断向他讲授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基础知识，希望他成为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的“布道者”。这位“不配合”的研究对象一度让初次到访的艾恺感到苦恼。

当时的他恐怕没有想到，几十年来，自己竟在不经意间承担起了梁漱溟当年对他寄予厚望的角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艾恺用了四十年向西方国家的学生讲中国历史；而在学术工作以外，艾恺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访美代表团的翻译。自1972年开始，艾恺陆续为各个中国代表团担任口译，陪同他们与美国同行交谈，亲历了中美两国恢复交往以来人文交流的完整过程。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42年出生，知名汉学家，梁漱溟研究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从1972年起多次担任访美代表团翻译。作品包括《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持续焦虑》《不绝文脉》等。图为2026年9月30日，艾恺在新书分享会现场。杨小虎摄

今年84岁的艾恺带着新作《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来到中国。这本书就脱胎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四十年讲授的“中华文明的演进”课程。在他看来，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只把中国当作一个巨大的市场或一个国际竞争者，却忽略了中国本身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经验与独特思考方式的文明。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延续性，而汉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借艾恺到访中国的机会，我们在北京彼岸书店对他进行了采访。见面安排在一间中式书房里。房间四周是书架，中央摆着一张长书桌，书桌的正中间坐着艾恺。他穿着一身标志性的西装，正和围坐在身旁的朋友聊起往事。艾恺的左手边放着一大杯装满的啤酒，右手边是一杯传统的中国茶。啤酒和茶，一西一中。在这样一个充满碰撞感的场景里，我们与这位往返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学者聊起了家族故事、跨文化交流、治学态度，以及他对人类未来的看法。

采写｜李永博

《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

作者：[美] 艾恺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6月

与中国有缘：

家庭和童年有影响

但人生后来的选择更重要

新京报：听说你最近正在准备撰写回忆录。历史学家通常研究和书写别人的故事，而写自己的故事似乎是另一回事。你觉得这其中有区别吗？

艾恺：写回忆录就像写一本历史书。虽然其中有自己记得的事情，但不能只凭个人记忆，还需要做研究，并寻找可靠的材料。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记忆确实可能不准确。即使是年轻人，也未必能非常详细地记得自己去年做过的事情，尤其是事情中的具体细节。因此，写回忆录不能只依赖记忆，还需要研究和核实。回忆录当然包含主观的部分，但我必须经过研究才敢把内容写出来。日期、人物姓名，以及事情的具体情况都需要核实。所以，写回忆录同样是在研究历史，也需要作出历史判断。

新京报：你在此前的采访中曾提及自己家族的移民经历。你还提到家族的某位祖先曾作为访华使者，与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渊源。请你讲讲这一段故事。几百年前，你的祖先曾来到中国介绍西方文化，而你几十年来一直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命运安排下的传承吗？

艾恺：这个对照确实很动人。几百年前，布利奥（Buglio）家族的一位成员来到中国，介绍他所熟悉的宗教和文化；几百年后，我却把大半生用来学习并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明。不过，我想先分清两件事：一种家族渊源，可以使人生多一层意味；一种家族传统，却未必真的决定了人生的方向。我是在已经走上中国研究这条路之后，才知道家族与中国还有这样一层联系。因此，无论回头看时觉得多么巧妙，我也不能把它说成自己研究中国的起因。

我所说的是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我的外祖父也姓布利奥(Buglio）。利类思出自西西里的布利奥家族，而我外祖父这一支后来定居在卡拉布里亚。这个家族联系极其遥远；我并不是他的直系后裔。他在中国留下了大量中文著述和译作，是早期中欧交流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但这层渊源，不能简单地讲成我是某位“康熙时代访华使者”的直系后代。历史学家有一个不大讨人喜欢的习惯：故事再动听，也要先把前后次序弄清楚。

我母亲对布利奥家族历史的感情，则有着非常具体的寄托。她尤其引以为傲的是安东尼奥·布利奥（Antonio Buglio）。他在果阿去世，并被天主教会尊为“可敬者”（Venerable）。母亲到我们的祖籍小镇卡斯蒂廖内科森蒂诺探亲时，曾在当地修道院里看到他的马赛克肖像；后来再次前往，还拍下了照片。对她来说，这不是家谱上一个遥远的名字，而是一段有形象、有感情的家族记忆。我曾推想，安东尼奥原本也许打算继续前往中国。但是，“也许”这两个字不能删掉。那是我的推测，不是已经查明的史实。

我自己走向中国的道路，起点很平常。大学时，我原本考虑研究意大利史。一位历史教授劝我，不妨看看非西方世界，因为当时美国人对它了解得还很有限。于是，一个暑假里，我接连读了几十本书，越读越被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吸引。到大学四年级，我已经决定将来读研究生要研究中国史，尽管那时几乎还没有相应的准备。后来便花了许多年，努力把这个次序颠倒所欠下的功课补回来。

所以，那不是我发现自己背负着一项祖传使命，而是一次真正改变了人生方向的思想相遇。当然，家庭的影响并非不存在。母亲一直鼓励我们读书，重视教育、音乐和艺术；外祖父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却极其聪明，富有学问，对我的影响很深。若要说我继承了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对知识的尊重、对世界的好奇，以及不肯让眼前的生活成为全部天地的那种心气。比起几百年前的传教士，这些我亲自认识、朝夕相处的人，对我产生的影响要实在得多。

艾恺在中国。付帅摄

新京报：所以，与其说是几百年前的家族渊源，不如说是成长过程中家庭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以及他们带给你的好奇心，让你逐渐走上学习中国文化的道路。

艾恺：不过，说到“命运”，我还真有一件童年的怪事，不能不讲。它当然不能证明什么，却使我很难把“巧合”二字说得过于轻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为士兵印过许多外语会话手册。战争结束后，这些东西成了剩余物资。我父亲在附近的军需基地工作，带回家十几本，有法语、德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两种“中文”——普通话和广东话。

手册里的中文用罗马字注音，对当时的我帮助不大；可是，那些汉字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一个也不认识，却总想看。英文单词排成长队，像一群规规矩矩赶去上班的人；汉字却一个个站在那里，仿佛各自带着秘密。越看不懂，越觉得里面一定有了不起的东西。

一天上课时，我忽然决定：“我要写中文。”于是，我坐在那里奋笔疾书，画出一大堆方方正正、似字非字的东西。看上去颇有气势，至于什么意思，就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

修女终于注意到了。“阿利托，你在后面干什么？到前面来！”我走到前面。那时只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在胡画，事情大概也就结束了。可是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胆量，我竟然回答：“修女老师，我自学了中文，刚才是在练习。她居然相信了!”

人最危险的时候，有时不是撒谎被识破，而是撒谎被相信。她一相信，我就觉得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我又宣布，自己还会唱（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华民国‘国歌’”。这也不完全是凭空冒出来的：我们家钢琴凳里确实放着一份封面写着“中国国歌”的乐谱。我见过它，只是从来没有真正学过。修女高兴地说：“太好了，唱给大家听听。”于是，我只好当场兼任作曲家、作词家和歌唱家。歌词大概是一串“清、旺、东、方”之类的声音，旋律也是临时创作的。除了“中国”这个名目，整首歌几乎都是我个人的贡献。修女听完，不但没有识破，反而带着我去了学校另外七个班，让我把这场“中美文化交流”又表演了七遍。如今想来，那大概是我一生中获得成功最容易的一次巡回演出。

到了下午，全校都知道阿利托会中文了。邻里的孩子围着我，要我替他们取中国名字。我随口编出一批十分可疑的“中文姓名”，居然也颇受欢迎。一天之内，我从课堂上开小差的学生，变成了当地供不应求的“中国问题专家”。这番事业一共维持了大约一天半，最后被一位真正去过中国的退伍军人戳穿。他告诉妹妹，中国人给外国人取名字，并不是我那个办法。于是，我的第一次汉学生涯就此宣告破产。它来得很快，结束得更快，好在没有留下什么学术著作。

过了几个月，连我自己也把这件事忘了。直到多年以后，已经读了研究生，才忽然想起来：原来，在我真正开始认识中国以前，中国就曾以这样一种荒唐而热闹的方式，闯进过我的童年。

这当然不能证明一切早有安排。那时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文化使命。但是，回头看，它确实像一个过早出现的开场白。开场的时候，我连台词都是编的；过了许多年，才终于开始认真学习自己当初假装懂得的东西。

所以，我愿意承认这其中有缘分，却不愿意把缘分写成因果。家族历史也好，童年的小插曲也好，都使回忆多了一层趣味；真正把人生连起来的，还是后来一次次作出的选择，以及为那些选择付出的功夫。我没有继承一项已经写好的“中国使命”，而是在学习、交往、教学和写作中，慢慢形成了理解中国、也帮助中西双方相互理解的志向。

倘若一定要说这里有什么传承，我更看重的不是一条跨越几百年的家谱，而是对陌生世界始终保持好奇，并且愿意认真了解它。童年那次，我只把“中文”说得像模像样，意思完全不管；后来做了一辈子学问和口译，努力的恰恰是相反的事：不能只让人觉得我懂，得让他们真正听懂。

语言中的“幽默”

尤其难以翻译

新京报：从1972年开始，你就多年担任中美代表团的翻译。口译工作要求翻译员迅速、准确地作出反应，而学术研究允许研究者反复思考、检验自己的观点。你认为这项“副业”对你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帮助？

艾恺：我刚开始翻译工作的时候，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但双方的一些代表团已经开始交流。但当时美国政府方面缺少熟悉中国、能够从事中英口译的人才。后来，有人找到哈佛大学，了解到我在那里教书，便邀请我参加翻译工作。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从1972年开始，我陆续为来美的中国代表团担任口译，其中有医学、科学、文化以及地方代表团。我陪同他们访问美国的机构，与美国同行交谈。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只是词汇不同，还有经验、习惯和许多不言自明的前提不同。你觉得根本不需要解释的事，对方可能恰恰完全不理解。

这使我很早就体会到，口译并不是把一句中文换成一句英文，而是帮助一个人明白另一个人究竟在说什么。字都译对了，意思却未必真正过去了。有时真正需要翻译的，不是某个词，而是说话者觉得“谁都应该知道”的那一整套背景。因此，我理解的文化交流，首先不是发表一篇关于友谊的漂亮讲话，而是让眼前这个人少一点误解，多一点理解。

在翻译过程中，我也加深了对语言的理解。比如我发现，医学和科学方面的一些专业词汇，中文学起来很快，英文反而没有那么快。中文里的“脑膜炎”（Meningitis），一听就大致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这是因为中文译名把这个词原来的含义表达了出来，因此比较容易理解。英文中的许多专业术语则来自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即使是医生，也未必了解这些词的原始含义，很多时候只是把它们作为专业术语来学习。因此，中文这门语言在专业术语的理解上有自己的特点。

此外，我很早就发现，语言中的“幽默”尤其难以翻译，有时候甚至无法翻译（谐音笑话是少数例外）。幽默往往依赖听众的预期。一个笑话在美国人听来很好笑，翻译成中文之后，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反过来也一样。一旦原本的语言环境、表达方式和听众的预期发生了变化，笑话就可能失去效果。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英若诚翻译相声，我认为他的翻译非常好。不过，幽默难以翻译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通过陪同代表团访问，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美两国的重要人物。此外，也是通过这项工作，我发现自己与中国人交往时，常常很容易建立联系，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艾恺在拍摄梁漱溟雕像。付帅供图

中文是很理想的国际语言

新京报：《不绝文脉》这本书脱胎于你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四十年讲授的“中华文明的演进”课程。你教了四十年，学生对这门课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艾恺：很多美国学生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这样理解过。

我的课堂上也会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往往觉得，自己在中学已经学过中国通史，因此对中国历史很熟悉。但到了大学，他们听了我的课之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原来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总体而言，中国学生通常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加认真。他们虽然不一定习惯我解释中国历史的方式，但仍然会认真学习，也常常取得很好的成绩。

纪录片《史说汉字》（2009）画面。

新京报：通过这本书，你最想向西方读者传达什么信息？

艾恺：我希望西方的学生和读者看到，中国不只是一个当代政府、一个竞争对手，或者一个巨大的市场。它还是一个绵延已久的文明，对家庭、教育、道德、政治责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有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思考方式。

而“独特”也不等于“一成不变”。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恰恰是：中国文明经历了那么多变化，为什么仍然能够保持一种可以辨认的连续性？它不是因为从不改变才延续下来，而是在不断改变之中，又使许多重要的东西获得新的生命。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不能只把中国当作新闻里的中国，也不能把它当作博物馆里一个永远不动的陈列品。

我曾把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一种能力称为“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同情性想象”。所谓“同情”，不是无条件赞成；所谓“想象”，也不是随意编造。它要求我们尽力进入别人的处境，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思考、那样行动，同时又始终接受事实和证据的约束。研究另一种文明，不是替它写一封情书，也不是提前拟好一份起诉书。先把人家的话听明白，再决定自己怎样理解它；必要的时候，还得承认，原来需要修改的也许是自己的看法。

艾恺。昊燃摄

新京报：在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西方读者最容易产生的误解是什么？

艾恺：可以说的误解太多了，很难只挑出一两个。但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误解，是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并不完全是通过世袭贵族制度产生的。尤其到了唐代后期，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少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不太了解这一点。他们用自己熟悉的社会结构去理解中国，却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形成方式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异。如果用西方世袭贵族作为理解封建社会的基本标准，就很难准确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中谁是精英、这个精英阶层又是如何形成的。

新京报：你特别强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特点。为什么说，汉字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与其他语言的文字相比，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艾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统一，也经历过分裂。秦以后有汉，汉以后中国又经历了分裂。有时候是外部力量进入，有时候则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往往又会重新统一，并在原有的基本原则上重建秩序。在我看来，汉字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文明的延续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情况。

汉字与其他用文字记录语音的语言（表音文字）不同。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即使读音发生变化，汉字所表达的意思仍然可以被理解。例如，中国以外的一些地方，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也有学者能够阅读和书写古代汉语，这就与汉字的特点有关：人们不需用相同的方式读出文字，也可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

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没有汉字，也没有中国文化，没有汉字就没有一切，因为汉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至今中国学生仍然在读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还想模仿圣人先贤。这是不可思议的，除了中国，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我认为中文是很理想的国际语言，尽管事实上英文已经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