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此起彼伏，欧洲“沉疴之源”在哪

对于欧洲近期骚乱的“病因”，西方媒体首先将目光投向外部冲击。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莱昂纳德的话称，对欧洲来说，危机接踵而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5年的难民危机、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的通胀，如今又加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

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欧洲人面临的更大威胁是一套为他们祖辈量身定制但把多国拖入困境的制度。欧洲建立了相对慷慨的福利制度，但是这套体系设计之初，参照的是每个家庭2.5个孩子、民众平均预期寿命62岁的社会图景，与欧洲当下总和生育率1.25、人均预期寿命79岁的现实已然脱节。除少数特例外，欧洲多国的福利制度正在滑向破产。

经济增长乏力被不少学者视作欧洲各类矛盾的主要症结。凯投宏观首席欧洲经济学家肯宁汉姆、葡萄牙学者萨尔门托等人表示，受经济增长缓慢拖累，欧洲多国积累了大量债务，几乎没有空间支持更高的公共支出或减税。美国《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援引德意志银行的数据称，欧洲经济已在基本停滞的状态中蹉跎了15年左右，这或是工业革命以来历时最久的一轮停滞。德国经济规模较2017年末仅增长1%，同期美国经济增幅达到19%。

过去15年，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制造业出口，屡屡因无法控制的事件而遭受重创，但欧洲经济缺乏活力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称，这些原因包括税收和监管不断加码，电力供给相对不足但却阻碍能源多元化。自2010年以来，欧盟法规总量翻了一番，繁琐的规则保护着老建筑、既得利益企业和年龄渐增的消费者，限制了新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创建。

根据国际能源署对28个主要经济体的分析，欧盟重工业的平均电价大约是美国的两倍，比中国高出50%。这正在让欧洲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并削弱了该地区吸引人工智能（AI）等新兴产业的能力。欧洲能源明显有缺口，但多国政府却不愿实现能源多元化，例如德国禁止了核能，英国叫停了新的海上油气勘探项目。欧洲各国虽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计划，但事实证明转型是痛苦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法国、意大利等国就已经出现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它们的各类结构性矛盾暴露得愈发充分。这些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首先是产业竞争力下滑。王朔以法国为例解释称，该国大量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将生产外迁，国内产业空心化十分严重。国家资源向大企业倾斜，对中小企业扶持不足。大企业在海外开展生产，岗位很多留在境外，直接造成国内就业压力攀升、政府税收减少。这会形成系统性问题：就业形势恶化、税收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加重；财政吃紧之后，政府没有充足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创新以及教育领域，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

《纽约时报》此前称，造成欧洲创新和竞争力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欧盟监管法规太多、金融市场过于分散等。

15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将“抗议者”选为年度人物。从美国加州到埃及开罗，这家杂志在2011年全年报道了100多名公开示威的参与者，将他们奉为所谓“英雄”。不过，《纽约时报》称，在近期抗议和骚乱席卷欧洲多国时，《时代》周刊此前对抗议的浪漫想象几乎荡然无存。当近期欧洲多国民众走上街头时，西方评论员看到的是绝望。肯宁汉姆对美国CNBC网站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多国政客拿不出让民众信服的改善路径，难以让他们相信自身处境会逐步好转。

这让不少欧洲民众对西方制度越来越失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欧洲民众对民主运行的满意度一直在急剧下降。法国有69%的受访者对民主运行不满意，西班牙的这一比例为68%，意大利为62%，波兰为4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杰姆奥卢在其所著的《自由民主怎么了？》一书中，试图为欧美国家提供上述问题的分析和应对“处方”。他认为，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两个广泛的失败”导致了民众普遍的疏离感和反建制情绪。第一个“失败”便是未能兑现共享繁荣，受打击最重的是工薪阶层。第二个“失败”是自上而下的文化政治的兴起，精英群体主导着整个西方世界，而这些人对普通民众所关切的问题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结果，普通选民转向极左、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这导致中间派政党不断萎缩，并威胁到民主的运行。

王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欧洲的制度自信正在不断流失。这一方面来自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另一方面源于欧洲国家自身治理能力存在明显缺陷。经济下行催生社会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碎片化。“欧洲各国有民主，但是缺少集中；政客普遍短视，政党斗争凌驾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之上，多数政客优先保全个人权力，缺少着眼国家长远利益的真正政治家。”

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没有优势，但这套制度越来越难以解决欧洲面临的问题。王朔以法国为例分析称，极左、极右、中间派三足鼎立，各方互相否决，为反对而反对，民主机制没有服务于社会发展，反而成为发展的累赘。“西方民主制度从根子上已经出现问题，难以适配当下环境。”

欧洲内部的分裂不仅让各国政府治理难度增大，也让它们的经济改革难以开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2024年曾提出增强欧洲创新和竞争力的措施，包括建立泛欧资本等。然而，方案一经提出，就立马遭遇阻力：德国反对通过欧盟共同债务来负担部分支出；各国工会和行业游说团体往往不希望有来自欧洲邻国企业和劳动者的竞争，因此阻挠促进人员流动的措施。

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担任了20年主席的哈斯表示：“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怎么去衡量，现在都是欧洲一个艰难而动荡不安的时期。”他认为，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的受害者，但“对命运缺乏控制权是欧洲自己造成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自身安全方面的投入不足，更是因为他们在组织管理上不够完善。

王朔认为，欧洲多国出现社会骚乱，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下的乱局是发展困境与治理困境叠加的结果。民众不满，不只是难以忍受眼前短期的生活困难，还是因为大家预期未来不会比现在更好。劳动保护、就业前景、教育资源都在走下坡路，普通民众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

环球时报记者  郑璇、环球时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张彤

审核 | 周   扬

编辑 | 张释之

校对 | 姚佰可